【我和编辑家的往事】 青岛往事满仓身世

　　叶至诚的感慨　　那年那位主持人一一介绍与会者，轮到叶至诚时，不合扯上乃父，引发了他无奈苦笑下的一番自嘲，说要人家知道他是何许人，注定得有所借重，先前是“叶圣老的公子”，婚后，加之以“姚澄的丈夫”，现在，还该补上“叶兆言的老爸”了。在座的一笑了之，我却不以为是在搞笑，不以为是什么自我贬抑的谦逊，倒是有些莫名的酸楚掠过心头。至诚的老叶看上去是个不会介意什么的人，可这里还是介意了，要说其人有什么不能释怀，大概就是那“自我”未能“实现”的心志，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嘲”流露的是“失落”的慨叹，他分明从须得“借重”中感受到自己的“失重”。
　　当时联想起了与叶至诚同车出发时的一幕：我跟他的座位紧挨着，彼此闲聊过一些什么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有过好一阵沉默，记得很清的则是，久久看定窗外出神的他，忽然悠悠地飘过一句话来，“老黄，数量很重要啊”。并不感到这话说得没头没脑，知道指的是创作上的事。当下的没有接茬，非因出于“不能苟同”——虽然我向来有点唯“质量”是举的偏向，还有过一些“举例说明”，比如以为，陈子昂即令只有那首“独怆然而涕下”，也不会比不上那位“日作千行”的毛奇龄先生——而是很为明白，叶至诚并非要提起“数”与“质”的话题，他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地感慨，不能消解的仍旧是那一份心头的痛。叶兆言说得真切：“我爸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写出一大堆东西。”在文学的场合如此这般地介绍他，就无异于触动了终其一生的憾事。
　　如今说到叶至诚，或有称之为“编辑家”的，诚然，他确实是一位很有眼光而眼界很高的编家。他主持《雨花》笔政时，我刚调到作协，没有住房，一张“卧榻”一度就搁在总编室的内间，每有机会听他谈文论稿，包括其时的一些获奖、走红作品，臧否间偏于苛刻，“怎么这样写呢”、“怎么写成这样”几乎成了口头禅。在一种“真伪”须得拷问、“善恶”须得究诘、“美丑”须得辨析的年代，他的苛刻，他的“宁为‘丐’不为‘娼’”的宣言，他的在刊物上开创“新世说”一类准文学栏目，他的抨击与呼唤，体现的其实就是一个拒绝与世偃仰的办刊人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社会良知。
　　编辑家叶至诚当然也是作家。自打“参加工作”，他凭的就是一腔热诚一支笔，不说编了些颇有影响的剧本，不说后来出版的那部很有分量、很能见出其风骨的《至诚六种》，单单早年那曲吴语山歌《啥人养活仔啥人》，就曾风行一方、家喻户晓。记得从小就爱唱，视之为诗经上那篇《硕鼠》的现代版，乃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跟叶至诚夫妇从外地返宁，车上兴之所至，禁不住当了作者和“锡剧皇后”的面，放开喉咙，用自以为能凑合的吴语献了一遍丑。前几日在网上闲逛，还碰上一位海外华人有感而发，说面对时下一些情形，“真须要再唱唱小时候唱的那支《啥人养活仔啥人》”了，足见作品的生命尚存。只是叶至诚向来绝少盘点“少作”的兴趣，创作上严于“律人”的他，同样苛严于“行己”，当其为没写出多少东西而苦恼的时候，那原本不多的东西，一定又被他在自我反省中有所否定、有所“删除”了。
　　或许会把“写东西”的终究没能写出“一大堆”归结向形格势禁，在叶至诚，这自然是没错的。一方面，作为“探求者”的成员继之以“右派”的分子，注定其未见得没有必要的束马悬车；一方面，作为无法绝裾而辞的文学死友，也注定其有意无意地“奉命”、“就范”，他失落的是不可再的青春时光，更是难以复苏的创造活力。时过境迁，昔日的同道们多有很见光彩地“复出”，叶至诚自幼便酷爱文学并以出手不凡多得前贤激赏，他的终未“出”得来，依我看，与其说成是短缺了勤奋、失落了才气、钝化了能力，不如说是较真至于无所通融、求真至于漠然世故、顶真至于异乎寻常的品格使然。如同他在那篇《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中所陈：“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真实的话”，“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去歌唱……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冰心先生对这篇文章推崇备至，说得到她“心弦上最震响的共鸣”，说“至诚同志却要努力于做一件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说要做到“真是谈何容易”——这里在赞赏其文的同时也不啻解说了其人，叶至诚现象包括他的没有能够写出“一大堆东西”，反映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秉性”干碍，一种“知其不可”的踌躇，而归根结底，是很为典型地反映了我们遭逢的、关涉“时代与人”的诸多题义。
　　虽说一个“写不出”却“很想写”的作家能够给予我们的启悟，不一定比一个创作丰富的作家更少，然而，一个作家的生命并不就是一个自然人的生命，它是跟其作品同生共长的。叶至诚逝世那阵，我想过，他是带着那个遗憾的了，如果死亡不是烟灭而是去到另一个世界，他该
　　继续其文学之梦的吧。
　　吾友静生
　　早想写点关涉刘静生君的话，权充合影留念。题目上斟酌过，觉得虽可称“吾师”却不如称“吾友”。明白人都知道，有还是没有“名分”，贤者还是愚者，长者还是幼者，亲者还是疏者，他“认”还是“不认”，都不失可引以为“师”的或一资质；“友”就有些不同，若非如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等泛称，便不宜谬托。虽然向来以为，前贤“得一而足”的高论，不过是一种说法，可堪称朋友者，其实任谁也多不到哪里去。
　　相识之初，静生在省城当编辑，我在一座小城教书，因为业余写点文稿，有了通常所称的“文字之交”。不曾想到而分明感到的是，他对我的稿件竟会有些偏爱，不久便有了署名的复函，有了些专稿的交付撰写，有了“虽无花径可扫，尚有蓬门可开”的邀约，后来，还有了为约写需得商讨的重头文稿，长途跋涉到我所在的偏远小城来，惹得别人不无道理却也不怎么容易回答地发问：“什么稿子在南京就找不出个人来写？”
　　私交的日深，也就是十分投契于无拘无束地谈文论世；至于“淡如水”的一面，倒不是去恪守什么“君子之交”，只是作为一个资深编辑跟一个普通作者之间，彼此大概都不免有些“洁身自好”的考虑。要不然，初次登门并计划小住两日，就不能只以家乡新产的几斤花生做“见面礼”，他也不至于要特意买了果点、拿出珍藏的一袋雨花石来“加倍奉还”。稍感不安且以为不必如此“见外”之余，也很能理解他一定还顾及到一种世俗眼中的“位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