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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曲隐的“一家之言”_史记项羽本纪翻译

发布时间:2019-04-15 影响了:

  摘 要:《伯夷列传》被公认为《史记》七十“列传”中最独特,最难读的一篇。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名为伯夷与叔齐写传,实则曲隐地阐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仁义思想:标举仁义,反对“以暴易暴”;二、公正思想:吁求公道和正义,质疑“天道”;三、“不朽”思想:泰然处世,追求人生的“不朽”
  关键词:《伯夷列传》 仁义 公正 不朽
  在《史记》七十“列传”中,《伯夷列传》被公认为最独特,最难读的一篇。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大体以叙记人物事状为主,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为开端,对人物作极其简短的褒贬评断。唯独《伯夷列传》例外,全文不过千字,大部分是议论,叙写孤竹君二子伯夷与叔齐事迹的篇幅不过二百七十多字,概括起来是以下三事:伯夷与叔齐让位、叩马阻谏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直至饿死。
  伯夷与叔齐二人的事迹,在很多史家的眼里,实在不够档次。司马迁却对此大书特书,并将其传记置于列传之首,难免引起后世史学家的不解。唐代刘知几就明确指出:“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也?”① 甚至有学者质疑伯夷与叔齐事迹不可信,如清代学者梁玉绳曾列举十条证据来证明“《伯夷传》所载俱非也”②。的确,在司马迁之前,有关伯夷与叔齐的文献记载很少,仅零星散见于《论语》、《孟子》、《庄子》、《管子》等先秦诸子散文。司马迁作为一代太史公,他为何要选伯夷与叔齐这样资料阙如的人物作为列传第一篇的传主,并且偏离“实录直书”的写史原则而大发感慨?这是值得深究的。
  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并不仅仅直录历史,而是要借写史来阐发他自己的思想主张。这跟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借著作来阐述各家之言有契合之处。刘勰曾这样评价诸子书:“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④ 所谓“入道见志”,是指阐述理论、表达主张。“入道见志”一般被视为衡量子书的标准。司马迁的《史记》显然也符合这种标准。由此看来,《史记》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具有子书风范的史书。《伯夷列传》即是最典型一例。在《伯夷列传》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名为伯夷与叔齐写传,实则曲隐地阐发自己的“一家之言”,譬如仁义思想、公正思想和“不朽”思想,且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现实的诸多感慨及其深沉的身世之感。
  一、仁义思想:标举仁义,反对“以暴易暴”
  伯夷和叔齐守孝道,尊礼法,坚持节义,堪称典范。伯夷恪守父命,要让位给弟弟叔齐。叔齐不愿破坏嫡长子立位的礼法制度,故坚辞不受。兄弟俩推来让去,最终为逃避君位而双双弃国出走。途中遭遇武王姬发兴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和叔齐认为姬发伐君不仁不义,便冒死拦马劝阻,未果。他们求仁求义之心终究改变不了殷商灭亡的命运,殷商终被武王所灭。伯夷和叔齐却以做周臣子为耻,以不惜生的决裂方式,“义不食周粟”,退隐首阳山,最后饿死。
  对伯夷和叔齐宁死也要坚持操守和节义的高贵品行,司马迁是由衷赞颂的。这其间隐含着司马迁对现实的感慨与针砭。想一想,天下有多少人不在觊觎权力高位?多少人不在挖空心思,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谋权夺利?尚且不说往世的政治斗争,单就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而言,自汉高祖刘邦开国直至武帝刘彻时代,围绕着权力而进行的各种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歇过,譬如汉初,高祖刘邦与以韩信为代表的异族诸侯王之间的争斗;刘邦死后,刘氏宗室与吕后势力之间的殊死较量;景帝时期,刘氏宗室间爆发的“七国之乱”;武帝刘彻晚年兴起的“巫蛊之祸”,等等。相比之下,伯夷兄弟对唾手可得的君位竟弃之如敝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难怪司马迁喟叹:“末世争利,唯征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⑤
  伯夷和叔齐“让国饿死”的亮节高义曾得到孔子的赞赏:“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对此并不大赞同,认为伯夷和叔齐并非没有怨言,他在《伯夷列传》一文中,特意以伯夷和叔齐临死前作的一首诗歌为佐证:“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和叔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神农、虞、夏之世,君主以德治内,天下一片清明。可叹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商纣作为一国之君,以暴治国,民众苦不堪言,微子、箕子、比干等忠臣惨遭不幸,据《论语?微子篇》所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不过,在固守仁义礼法的伯夷和叔齐看来,商纣固然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而姬发作为臣子,竟然以暴力血腥手段弑君,断然是大逆不道的。周取代商,不过是一个暴君取代另一个暴君,性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伯夷和叔齐由此对周产生一种绝望情绪,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
  司马迁倡导以仁义立天下,反对暴力治国,暴力争权,他深刻认识到改朝换代的实质不过是“以暴易暴”。司马迁借伯夷和叔齐的轶诗,鲜明地表达他的立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天下人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他们以为,一个不得人心的暴君被打倒,其治下的腐朽黑暗的王朝被推翻,似乎从此天下就太平,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靠着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王朝同样陷入一种暴力圈子,因为暴力是专制统治者制服天下的惯用手段。周代商如此,汉易秦也是如此。司马迁不论对乱世时以暴力争天下,还是对王朝统一时充斥着暴力的专制政治,都带有比较强烈的憎恶情绪。
  二、公正思想:吁求公道和正义,质疑“天道”
  司马迁是一个讲究公道的耿介之士。他撰写的《史记》之所以能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⑥,也主要源于他的公正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于公道直言却给他带来巨祸,即著名的李陵之祸。
  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率领不满五千的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同匈奴大军苦战多日,最终兵败,李陵被迫投降。在武帝震怒,朝野上下一致谴责李陵的情境下,司马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斗胆为李陵辩护了几句,认为李陵虽然兵败投降,但他的真正意图是等待时机报答朝廷,结果触怒武帝,“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⑦。腐刑即“宫刑”。对于一个士大夫而言,遭宫刑不仅肉体受残,更是人格受侮的奇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撕心裂肺地称:“祸莫 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受宫刑后,终日精神恍惚,所谓“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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