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_《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士商对流”现象探析

　　摘 要：《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描述了在晚明时代风行一时的一种“士商对流”现象。晚明时代，“四民相混”“士商对流”的现象日益普遍。有钱无地位的商贾可以通过联姻来提高身份，以富得贵；贫穷而有地位的寒士，则通过联姻来获得财富、考取功名，既富且贵。这是一种良好的“士商互济”关系，体现出小说作者对晚明社会新型的士商关系的独特认识，并以此折射出晚明社会的人们在思想意识、婚姻观念和文化价值追求上的新变化。
　　关键词：士人 商人 士与商 士商对流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这篇小说具有浓烈的晚明时代气息，其主要表现在：高赞作为靠经商致富的商人,有钱有势，却非要将自己美貌贤淑的女儿嫁给一个一贫如洗的读书君子；而一介寒士的钱青因为才貌双全、知书达理，不仅收获了美满的婚姻，而且还在高家的鼎力资助下考取了功名。其实，这是晚明时代风行一时的一种“士商对流”现象。它真实地反映出商品经济发达的晚明社会的时代风貌，体现出小说作者对晚明社会新型的士商关系的独特认识，并以此折射出晚明社会各阶层人士在思想意识、婚姻观念和文化价值追求上的新变化。
　　一
　　从小说所述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赞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商人，他对“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现实看得很透彻。他虽然广有钱财，衣食无忧，但与士人相比他始终觉得低人一等，他想方设法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没有条件“转业”了，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以求下一代能改变“富而不贵”的身份。因此他处心积虑，在一对儿女幼小时就“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馆谷，教着两个儿女读书”。女儿秋芳“资性聪明，自七岁读书，至十二岁，书史皆通，写作俱妙”，长到十六岁时，如花似玉，人见人爱。高赞便“不肯将她配个平等之人，定要拣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她”，“有多少豪门富室，日来求亲的。高赞访得他子弟才不压众，貌不超群”，都婉言回绝了。择婿时，“别家相媳妇，他偏要相女婿”。当书生钱青替表哥颜俊上门来相亲时，高赞对钱青的“面试”既简捷又周全，“考题”不过两道，一是“外才”，即外貌长相；二是“内才”，即学问功底。考试的结果当然令他十分满意。高赞之所以要考“内才”，而且还特地请出儿子的业师来当考官，主要是为了测试未来的女婿是否真正有学问，是否有希望在科举上取得功名，这才是他择婿的真正目的。
　　而书生钱青则是属于苦苦挣扎、急需得到帮助的士人。作为一个家世书香出身的秀才，他主观上总还想保持一点士大夫所特有的那份清高矜持。但贫寒的家境、寄人篱下的处境，常使他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还有碍他的仕途和功名。当表兄颜俊要他当“替身”去高家相亲时，他是进退两难，身不由己，“欲待从他，不是君子所为；欲待不从，必然取怪，这馆就处不成了”。权衡利弊后，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结亲的盛典上，别人是兴高采烈、喜形于色，他却好像做梦一般，但转念想到“我今日做替身，担了虚名，不知实受还在几时，料想不能如此富贵”，便伤感不已。显然他是为自己窘迫的境况而无缘去取得功名富贵而伤感、扫兴。当阴差阳错之后，高赞选中他做上门女婿，他既得意自己作为一个谦谦君子的不欺暗室、不亏行止的品行，又怕“冒此嫌疑，惹人谈笑”，迟疑不决。但一想到自己的功名前程，他便乖乖地束手就擒，做了高家的乘龙快婿。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以他目前所处的窘境，他在短时间内是绝难飞黄腾达的，而高家不仅使他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而且还能在经济上给予他鼎力相助。钱青的选择是明智的，他后来果然一举成名，夫妻偕老。
　　这是一种良好的“士商互济”关系。从士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在自己困难时能得到商人经济上的援助，发愤读书，考取功名；而从商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更是希望通过帮助暂时落魄的士人，去换来士人发达后对自己的提携报答，以此来改变自身低下的地位。这种情形反映到男女婚姻上，便是大部分商人都希望与士人缔姻，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而且希望能进入统治阶层；士人因经济拮据需要商人的金钱和资助，在门第方面做些让步，也愿意与商人缔姻。当然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金钱扯平了门第之间的差异，填平了阶层之间的鸿沟。金钱使商人有条件与士人缔姻，并使士人愿意与商人结缘。钱青作为一个落魄的士人，急需商人的金钱助他一臂之力去考取功名，而放弃日益衰弱的书香门第，最后与商人缔姻，做了高家的上门女婿，完全是合乎他的人生逻辑的，也是明代中叶以后“士商对流”现象的真切反映。
　　二
　　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社会各阶层的等级秩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最低的一个阶层，最被人看不起。在“重农轻商”观念的影响下，商人虽然赚到大笔的金钱，拥有大量的财富，过着富裕的生活，却常常受人非难。同时，历来“重本轻末”的政策还导致商人的地位显得非常卑微和低下，唐高祖曾立下定制：“工商杂类，不预士流。”因此，作为贱民的商人哪怕再腰缠万贯，财大气粗，也不能入仕，无法跻身社会上层，改变自己卑微的身份和低下的处境。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封建时代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士人阶层总是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商人阶层则地位卑下，常常受到轻视和责难。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明代中叶，王阳明倡导“心学”，发起了思想革新运动。王学处处体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他教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靠圣人而靠自己的良知。王学经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提倡和推广，逐渐深入民间，不再为士大夫阶层所专有。发展到李贽，他既对王学左派心悦诚服，又狂放不羁，最敢发惊人的议论。他崇尚自然真实，公开言私言利，使得儒家的伦理学说直接通向社会大众，深入百姓生活，使得许多文人学士对“人欲”“私”的观念都逐渐产生了新的理解，对商人的态度因此也有所改变。另一方面，16世纪以后商人势力的增强，经商之风的盛行，也迫使儒者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
　　王阳明在１５２５年为商人方麟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中写道：“苏之昆山有节庵方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