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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_《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士商对流”现象探析

发布时间:2019-04-15 影响了:

  摘 要:《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描述了在晚明时代风行一时的一种“士商对流”现象。晚明时代,“四民相混”“士商对流”的现象日益普遍。有钱无地位的商贾可以通过联姻来提高身份,以富得贵;贫穷而有地位的寒士,则通过联姻来获得财富、考取功名,既富且贵。这是一种良好的“士商互济”关系,体现出小说作者对晚明社会新型的士商关系的独特认识,并以此折射出晚明社会的人们在思想意识、婚姻观念和文化价值追求上的新变化。
  关键词:士人 商人 士与商 士商对流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这篇小说具有浓烈的晚明时代气息,其主要表现在:高赞作为靠经商致富的商人,有钱有势,却非要将自己美貌贤淑的女儿嫁给一个一贫如洗的读书君子;而一介寒士的钱青因为才貌双全、知书达理,不仅收获了美满的婚姻,而且还在高家的鼎力资助下考取了功名。其实,这是晚明时代风行一时的一种“士商对流”现象。它真实地反映出商品经济发达的晚明社会的时代风貌,体现出小说作者对晚明社会新型的士商关系的独特认识,并以此折射出晚明社会各阶层人士在思想意识、婚姻观念和文化价值追求上的新变化。
  一
  从小说所述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赞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商人,他对“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现实看得很透彻。他虽然广有钱财,衣食无忧,但与士人相比他始终觉得低人一等,他想方设法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没有条件“转业”了,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以求下一代能改变“富而不贵”的身份。因此他处心积虑,在一对儿女幼小时就“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馆谷,教着两个儿女读书”。女儿秋芳“资性聪明,自七岁读书,至十二岁,书史皆通,写作俱妙”,长到十六岁时,如花似玉,人见人爱。高赞便“不肯将她配个平等之人,定要拣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她”,“有多少豪门富室,日来求亲的。高赞访得他子弟才不压众,貌不超群”,都婉言回绝了。择婿时,“别家相媳妇,他偏要相女婿”。当书生钱青替表哥颜俊上门来相亲时,高赞对钱青的“面试”既简捷又周全,“考题”不过两道,一是“外才”,即外貌长相;二是“内才”,即学问功底。考试的结果当然令他十分满意。高赞之所以要考“内才”,而且还特地请出儿子的业师来当考官,主要是为了测试未来的女婿是否真正有学问,是否有希望在科举上取得功名,这才是他择婿的真正目的。
  而书生钱青则是属于苦苦挣扎、急需得到帮助的士人。作为一个家世书香出身的秀才,他主观上总还想保持一点士大夫所特有的那份清高矜持。但贫寒的家境、寄人篱下的处境,常使他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还有碍他的仕途和功名。当表兄颜俊要他当“替身”去高家相亲时,他是进退两难,身不由己,“欲待从他,不是君子所为;欲待不从,必然取怪,这馆就处不成了”。权衡利弊后,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结亲的盛典上,别人是兴高采烈、喜形于色,他却好像做梦一般,但转念想到“我今日做替身,担了虚名,不知实受还在几时,料想不能如此富贵”,便伤感不已。显然他是为自己窘迫的境况而无缘去取得功名富贵而伤感、扫兴。当阴差阳错之后,高赞选中他做上门女婿,他既得意自己作为一个谦谦君子的不欺暗室、不亏行止的品行,又怕“冒此嫌疑,惹人谈笑”,迟疑不决。但一想到自己的功名前程,他便乖乖地束手就擒,做了高家的乘龙快婿。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以他目前所处的窘境,他在短时间内是绝难飞黄腾达的,而高家不仅使他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而且还能在经济上给予他鼎力相助。钱青的选择是明智的,他后来果然一举成名,夫妻偕老。
  这是一种良好的“士商互济”关系。从士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在自己困难时能得到商人经济上的援助,发愤读书,考取功名;而从商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更是希望通过帮助暂时落魄的士人,去换来士人发达后对自己的提携报答,以此来改变自身低下的地位。这种情形反映到男女婚姻上,便是大部分商人都希望与士人缔姻,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而且希望能进入统治阶层;士人因经济拮据需要商人的金钱和资助,在门第方面做些让步,也愿意与商人缔姻。当然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金钱扯平了门第之间的差异,填平了阶层之间的鸿沟。金钱使商人有条件与士人缔姻,并使士人愿意与商人结缘。钱青作为一个落魄的士人,急需商人的金钱助他一臂之力去考取功名,而放弃日益衰弱的书香门第,最后与商人缔姻,做了高家的上门女婿,完全是合乎他的人生逻辑的,也是明代中叶以后“士商对流”现象的真切反映。
  二
  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社会各阶层的等级秩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最低的一个阶层,最被人看不起。在“重农轻商”观念的影响下,商人虽然赚到大笔的金钱,拥有大量的财富,过着富裕的生活,却常常受人非难。同时,历来“重本轻末”的政策还导致商人的地位显得非常卑微和低下,唐高祖曾立下定制:“工商杂类,不预士流。”因此,作为贱民的商人哪怕再腰缠万贯,财大气粗,也不能入仕,无法跻身社会上层,改变自己卑微的身份和低下的处境。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封建时代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士人阶层总是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商人阶层则地位卑下,常常受到轻视和责难。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明代中叶,王阳明倡导“心学”,发起了思想革新运动。王学处处体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他教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靠圣人而靠自己的良知。王学经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提倡和推广,逐渐深入民间,不再为士大夫阶层所专有。发展到李贽,他既对王学左派心悦诚服,又狂放不羁,最敢发惊人的议论。他崇尚自然真实,公开言私言利,使得儒家的伦理学说直接通向社会大众,深入百姓生活,使得许多文人学士对“人欲”“私”的观念都逐渐产生了新的理解,对商人的态度因此也有所改变。另一方面,16世纪以后商人势力的增强,经商之风的盛行,也迫使儒者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
  王阳明在1525年为商人方麟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中写道:“苏之昆山有节庵方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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