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怨”到“兴、群” 群观兴苑

　　摘　要：清初诗人邵长蘅，早年创作以拟古为主，诗风慷慨激越，有鲜明的爱憎。康熙十七年起居京师期间，受王士禛神韵诗的影响，创作风格有鲜明的改观。　　关键词：邵长蘅　王士禛　诗风
　　一、早期诗风：可观可怨
　　邵长蘅，一名衡，字子湘，号青门山人，江苏武进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邵长蘅一生经历与诗歌创作，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自崇祯十四年（1641）至康熙十七年（1677），习举业、诖误、谢举业、潜心经史，并时或出游。《青门簏稿》收录了康熙十七年前的诗作六卷四百余首。康熙十七年（1678）底，邵长蘅北上京师，结识以王士 为中心的一干京师文人，开始了人生和诗歌创作的新旅程。《青门旅稿》收录了此年至康熙三十年（1691）间的作品。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起，邵长蘅长客宋荦幕中，此后诗作编为《青门剩稿》。本文拟就《簏稿》至《旅稿》创作中邵长蘅的心路历程和诗歌创作的发展变迁做一粗浅的探析。
　　邵长蘅前期的交游唱和友人屈指可数，其中最知心惬意的当属顾景星，顾景星对邵长蘅亦可谓知之甚深，其《青门麓稿诗序》对邵长蘅早期诗作做出了这样的中肯评价：“余评子湘诗，自汉、魏以至李、杜、三唐，不名一体，能熔液古人之著英，而归其炉鞴。故其取材也博，其持格也高，其寄兴也远。”①
　　早期邵长蘅的诗作正是以“拟古”为特色，《青门麓稿》中就有拟古乐府56首、五古75首、七古37首。邵长衡学诗主张师法古人，曾选抄自汉迄隋的古乐府，成《古乐府抄》六卷；另外，他还选抄自汉迄隋古诗之“尤”者成《古诗抄》八卷。他对“古”诗的推崇在《古诗抄序》中明白表述为：
　　夫诗之为教，导情托讽、多比兴焉寄。故其称指也微，其感心也巽……其用与礼乐相通。②
　　邵长蘅对古诗的反复致意正是出于对“导情托讽、多比兴焉寄”诗教的倡扬，而他自己的创作也一直在实践着这一理想。
　　明亡时邵长蘅不过八岁，但故国沦亡的哀痛，对于自幼即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汉族士人来说，自是根深蒂固。而兵燹交锋之际百姓的生活惨状，无疑更能直接鲜明地刺痛敏感的诗人。早期邵长蘅诗作中最有价值的也正是这一部分的兴亡之感与生民之叹。尤其诗集卷一的拟古乐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沙民谣》就描述了官兵抓壮丁时的残暴之举：
　　……官兵来，毁我屋。夫出走藏妻为卤，官兵带刀行放火，言奉黄纸驱汝，汝啼官府杀汝。
　　其诗造语朴拙，长短错落，音律谐中有变，读来语意急促参差，加以诗歌感情和内容的沉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尤其是顺治末年江南奏销案起，邵长蘅亲罹惨祸，对清初的暴政有了切肤的体验，其致表兄杨廷鉴书云：“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维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铛手梏，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死身。”③而他的诗作《布谷谣》中的农户因为延迟税期而遭惨祸，似乎也正是当时江南士民的普遍写照：
　　村墟五月布谷鸣，家家驱牛向田塍。谁令我家充里正，荒田地白不得耕。
　　昨日县卒至，驱迫入城市。官府怒我输税迟，系狱一日再论鞭。肉腐虫出，垢面蓬首，亲交来相探，泣下不能止。附书与亲交，归告我妻卖儿子。
　　此时邵长蘅秉承了乐府古诗“导情托讽”的功能，其对现实的观察与记录，并于诗作中包含了真挚鲜明的爱与憎，重“观”重“怨”，正符合了强调社会教育作用的诗教传统。
　　二、康熙间诗坛：“神韵诗”的崛起
　　康熙初，永历政权最终覆灭，清廷掌握了对全国范围的统治权，社会秩序也逐渐由乱而治。经过清初的建设，禾苗从战火燎烧过的土地上重新萌芽，秩序逐渐安定、生活重新有了希望，这些都极大地抚慰了曾经千疮百孔的心灵。与欣欣向荣的生活相应，明遗民诗一味的长歌泣血似已不合时宜，士人需要书写新的篇章。诗坛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领袖，领导文化秩序的重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士 于顺治十六年（1659）到康熙四年（1665）任扬州推官，逐渐奠定了他的“神韵诗”的地位。
　　在扬州期间，王士 “昼了公事，夜接词人”，表现出了过人的行政事务能力和文化才华。不仅与众多诗人往来唱和，创作了大量风雅之作，更在扬州连续举行大型的“文酒之会”，在整个江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风移俗易、天下和乐的雍熙景象下，诗坛向往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回归，钱谦益在《施愚山诗集序》中已经开始呼唤以温柔敦厚的诗本救诗坛弊病：“诗人之志在救世，归本于温柔敦厚，一也。”“《诗》有之：‘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和平而神听，天地神人之和气所由接也。”④吴伟业亦云：“尝语同志，欲取惠泉百斛，洗天下伧楚心肠，归诸大雅。”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士 生逢其时。王士 的江南诗作，充满了一种轻快纯净的美：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这首著名的《真州绝句》中所描写的“日斜风定”，似乎正是王士 感受到的欣欣向荣的帝国给他带来的希望的力量，著名的《冶春绝句》以二十首的篇幅真心歌咏这和平丰裕的生活：
　　三月韶光画不成，寻春步 可怜生。青芜不见隋宫殿，一种垂杨万古情。（其七）
　　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十三）
　　作为时代新晋的鼓吹手，渔洋诗中连篇累牍地歌咏了“衰亡与新生”，引导了一轮又一轮盛大的唱和，使士人集体沉醉在对新生的歌颂、对和平的赞美中，从而也奠定了自己主盟诗坛的坚实根基。
　　康熙十八年，朝廷诏开“博学鸿儒科”，同一时间王士 特旨擢拔进翰林院，更得康熙御赐“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带经堂诗话》），便是官方的认可与指导意见，王士 的身份进化为文学侍从和诗坛领袖，以其温柔敦厚的神韵诗风对诗坛的创作积极引导，使康熙朝的诗坛发展成了神韵诗的天下。
　　王士 在江南开展文化事业的时候，邵长蘅正在外游历，未能躬逢盛事。康熙十七年底，他北上京师，与王士 毗邻而居，终于得以亲受渔洋诗风沾溉，一改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