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庄子·养生主》研究现象的结构性反思]

　　文学作品的建构在形象思维中必定隐含着创作者内在的逻辑运思。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文学作品研究，我们对其所作的阐释才具有最基本的合乎现实的价值意义。基于此，当我们对《庄子》这部文学著作的研究现象进行结构性反思时，不难发现，无论是篇章分析还是专著研究，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中也隐藏着一些遗憾——《庄子·养生主》即是一个例证。
　　仅以《庄子》内七篇中其它篇目的研究作比，近二十年关于《养生主》篇章分析（含考据、析疑、养生、庄子后学等研究内容）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同时，在关于《庄子》的专著研究中，除《逍遥游》、《齐物论》外，对于《养生主》这一篇目的提及频率也相对较低。这是《庄子》内七篇研究中一个值得反思的研究现象。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与研究者阅读与研究的兴趣各有偏好。同时，著作内部各篇目之间的主旨构思倾向、艺术创作质量也难免存在高下之分，由此造成单篇研究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参差不齐，或在研究专著中单篇出现频率有高低之别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堪称杰作的经典文学著作，《庄子》数年以来不断被各领域重读、阐释，其中对《养生主》研究的淡化至少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笔者将以《庄子》内七篇为经纬谈谈对《庄子·养生主》结构性研究现象的一点认识，以供商榷。
　　庄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⑴，社会现实导致周王朝天下一统的和谐局面被打破。其间，统治者的贪婪与入世者的贪欲直接引起了社会人生价值观的混乱——以道德礼乐为核心的世风变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百家争鸣的现象不仅没有缓解这种状况，反而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造成了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庄子由此认识到“自保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价值位移的根本还是起源于人们的认识。”⑵由此，“他从生命价值意义入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只有把握‘本性’而‘无为’，才合乎生命的本质要求，这也是社会有序而自由的有力保证。”⑶基于这种社会认知与创作背景，《庄子》的研究者都基本认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贯穿庄子哲学的一条主线。”⑷这也是笔者赞同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也正是这种认识使得研究者在《庄子》内七篇的研究中，更多地基于对社会现实、政治现状、价值观的反思，倾向于关注《逍遥游》的自由观、《齐物论》的平等观，因为它们是庄子哲学的核心体现；也倾向于关注《人间世》的社会观、《德充符》的道德观、《大宗师》的真人观及《应帝王》的政治观，因为它们暗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在每一个时代也都能起到积极能动的作用。唯独《养生主》一篇，或许它对社会本体建构的直接意义相对较小，故，研究者的关注程度相对较少，而关注的角度也仅限于写作分析、养生指导及意义辨析等方面。
　　同时，我们也发现《养生主》在写作特色方面与《庄子》整体风格存在着某种偏离。众所周知，楚地特有的文化色彩赋予庄子以审美的思辨性，“在他的作品中奇特的想象、纵恣的情感、诡异的故事，让人进入一个梦的境界，亘古未有的精神世界。”⑸庄子以其特有的体悟方式，在带有神性的隐喻中叙述着他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以至于人们认为《庄子》非学识渊博者不能企及。在《庄子》内七篇中，除《养生主》之外，我们都能鲜明地感受到庄子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⑹的特色。而《养生主》体制偏小，庄子虽然同样运用了“三言”交错的叙述模式，也杂以对偶、排比、比喻等叙述手法，但是与《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篇目相比，总体风格相对简洁而朴实，不存在字词、意象等方面的理解难度。这也是研究者不用费力研究的原因。
　　然而，“文章的建构与写作运思紧密相连，文章模式的演变和形成受思维形态的制约”⑺。以创作主体为切入点审视文学著作，其整体结构自有其或显或隐的内在运思轨迹。《庄子》内七篇的构成逻辑也自有其成因。“一般认为，《庄子》内七篇中，《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是它的核心文本。”⑻它们描绘了一个基于一切人、物平等之上，“无所待”理想状态——天人合一。这是庄子自由、平等思想观的集中体现，是其对世界的一种理想化的总体认识，也是人类获得精神自由的出发点。以此为起点，《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和《应帝王》分别从生命、社会、道德、文化、政治等方面展开论述，走向指导一般生活的现实描绘。在《庄子》哲学体系从形而上至形而下的现实阐释中，《养生主》居内七篇之三，重点讨论对生命的认识。笔者认为，庄子如此排列并展开内七篇的创作显然不是率性而为，在春秋战国草菅人命的社会现实中，对生命，也即是对人的正确认知是一种尊重生命、尊重人生的暗示，也是最贴近人生实际，进而走向理想人生的起点。这恰恰应该是《庄子》内七篇结构的精当之处。
　　在“人”的认识问题上，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人论思想，在《逍遥游》和《齐物论》中，他既承认了人的有限性，又肯定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强大。在世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的时代，在庄子看来，失去生命本真意义的人生无法导向自由的人生。所以，“安命”，即正确认知生命的价值意义应当是《庄子》内七篇中为实现自由理想而首要解决的困惑。显然，这一释疑的重任是由《养生主》承担的。
　　再次细读《养生主》，不难发现，在清晰的结构与简洁的表述中，庄子承接《逍遥游》的未尽意旨，暗喻了人生的现实困境以及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
　　“生”与“死”乃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两大现实处境。在《养生主》中，庄子利用“庖丁解牛”、“右师一足”、“泽稚畜笼”三个寓言和“秦失吊丧”一个重言以隐喻的手法勾勒出世人所遭遇的“生”与“死”的多重困境。“庖丁解牛”通过屠夫手中的“刀”需要避开的牛体结构的种种障碍，暗喻了社会人生复杂而险恶的处境。“右师一足”借军师之口道出了人生所遭遇的看似是肉体的残缺，实为精神所遭遇的一种困境。而“泽稚畜笼”勾勒出欲望带来的另一种精神困境，面对“王”之诱惑，是甘于清贫还是祈望安逸，不也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吗？“秦失吊丧”刻画的则是面对死亡的纠葛。这四个故事全面呈现了现实中“生”之窘迫与“死”之留恋。在庄子看来，如果能超越种种“生”与“死”的羁绊，拥有自由、和谐人生的人才能最终走向逍遥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