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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手抄报简单又漂亮【《文选》“咏怀”诗探究】

发布时间:2019-06-19 04:50:14 影响了:

  摘要:以“咏怀”为诗之一类,当以《文选》为始,《文选》“咏怀”类诗作三题十九首。体现了编者的选录标准,本文主要从文本出发研究其标准,并且挖掘出《文选》“咏怀”诗有题材模糊、背景难寻,情感真挚、旨意隐晦,思想深刻、格调高远三个鲜明特点。
  关键词:文选;咏怀;阮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261-02
  以“咏怀”为诗之一类,当以《文选》为始。陈伯君说“据臧荣绪《晋书》,阮籍所为八十余篇名《陈留》,《咏怀》之名,疑为昭明太子萧统选录十七首时所加”[1],可见,《文选》编者是借用了阮籍《咏怀诗》之名来扩大为一个诗类。《文选》“咏怀”类诗作三题十九首,广义上说,任何诗歌都是吟咏诗人当时的思想和情怀的,但“咏怀”作为一个独立的诗类,编者必然有一个标准。在《文选》23类诗中,和“咏怀”关系最明显最密切的当属紧随其后的“哀伤”类。哀伤本身就是一种浓重的情怀,吟咏哀伤当属于咏怀内容之一,编者却分为两类,更证明了编者对“咏怀”类有着明确的认识和界定。
  研究“咏怀”诗类的标准,必须抓住所选诗歌区别于其他类的特点。在对特点和标准的研究中,第一,阮籍《咏怀诗》在此类中占绝对优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编者是以《咏怀诗》作为标准的,《咏怀诗》的特点就是“咏怀”诗类的特点。其次,《咏怀诗》特点很多,铺张的陈列出所有特点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而是应当针对其他诗类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突出“咏怀”类的特点和标准,“哀伤”类是很好的参照。综合考察,“咏怀”诗类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一、题材模糊,背景难寻
  阮籍的《咏怀诗》题材甚是模糊,从诗中看不出具体因生活中何事触发了情感,因此也难以追寻当时的背景,正如李善注所言:“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因此,“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2]。这一点和其他类诗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如“哀伤”类十三首诗都能从诗中看背景和触发诗人情感的本事,题材也非常明确。对于《咏怀诗》,后世学人多努力探寻,试图从诗中找出蛛丝马迹,其立论大多受颜延之注的影响,本于当时的时事,立足点便如张溥所说:“司马氏孤雏人主,豺声震怒,亦无所加。正言感人,尚愈寺人孟子之诗乎?咏怀诸篇,文隐旨远,定哀之间多微辞,盖此指一也”[3],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能让人满意。
  在这种探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五臣和元代的刘履。五臣注标榜探讨义理,重在探讨“述作之由”,但具体的结论却失之穿凿,如对于《咏怀》“夜中不能寐”一首,诗人用复杂的意象构筑了一个孤寂,忧愁的精神世界,至于具体的年代、背景都毫无痕迹,而在五臣注中,用诗中字词比附时事,又掺杂着政治用心和特别用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大多是歪曲了诗意,也没有说服力。
  刘履的研究比五臣有很大进步,如“湛湛长江水”一首,刘履以为乃哀齐王芳为司马氏所废,前人多采其说,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即以此说发论,而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则认为是讽刺曹爽集团。然而,如果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之言为实,那么据钱志熙所言似乎咏怀八十二首应该是阮籍晚年的作品。正元二年一月司马师去世,司马昭(晋文)继任,这时阮籍四十五岁。讽刺曹爽说本事在正始十年,哀齐王芳说本事在正元元年,若取接近者,似乎当取刘履说。即便如此,阮诗本身的隐讳和模糊依然让我们难下定论。
  可见,在嗣宗虚与委蛇的笔法之下,诗作的具体背景被模糊和淡化成若明若暗的阴影,让人难以触摸。
  二、情感真挚,旨意隐晦
  《咏怀》之所以在之后的文人心中有极高的位置,很重要一条便是其中深沉而又真切的情怀。嗣宗性情中人,他的生命是很率真的正是“外坦荡而内淳至”。他本有济世志却因身处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乱世,而用酒精来纾解自己的痛苦。一个真心以天下为己任,满怀济世理想的年轻人在残酷而丑恶的现实面前看清了人们的真实面目,他胸中的矛盾和情感的复杂可想而知,他努力超越这些矛盾,用玄学为自己营造一个自由境界,然而却因现实的步步逼迫而陷入超越与妥协纠缠不清的双重人格。在《咏怀诗》中,诗人对外界的时序变化是极其敏感的,情感是强烈的,秋风让他感到时序的变迁,伤感年华的流逝,感慨人事变迁的悲凉。鸟鸣让他无比孤独,连琴声也化不去那浓重的忧愁。如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淡化了所有的背景,运用组合意象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孤独悲凉的境界。阮诗一方面继承了汉末建安以来的忧生之嗟和伤时之叹,“咏”出了自己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怀,另一方面他不仅把自己写诗的背景淡化,又用自己独特的手法将这些情感杂糅于中,将自己的用意融化得浑然无迹。正如葛晓音《八代诗史》中道:“《咏怀》诗远绍楚辞、庄子,近承古诗十九首,大量运用象征比兴,思绪恍惚玄远,寓意隐讳曲折,形成了高远清理又沉重阴郁的独特风格……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加上典故含义的多样性,使他的比兴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5]。
  三、思想深刻,格调高远
  《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人部十言志收《咏怀诗》十九首,唐人明确地看到《咏怀诗》在复杂感情的背后,寄寓了作者的“志”。在这些诗中有一种理想境界与理想人格作为现实的参照,阮籍站在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的制高点批判现实,哀悯现实人生,所以在诗中不拘一时一地,境界宏阔深沉。
  黄节在《阮步兵咏怀诗集注自序》中这样写道:“古之人有自绝于富贵者矣。……其视富贵,人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如嗣宗岂徒自绝于富贵而已邪?钟嵘有言:嗣宗之诗源于《小雅》。夫《雅》废国微,我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非今之世邪?”[6]嗣宗乃玄学大师,有着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大人先生”的理想人格,所以不仅仅停留于对现实的感慨,而是将这种感慨更进一步,对整个人生、社会进行思考。因此,他的视野决不会仅仅在曹马的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黄侃先生说得很明确:“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固将包罗万态,岂仅措心曹马兴衰之际乎?跡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之诗歌”[7]。
  嗣宗努力想超脱现实的苦难,但却又时时陷入双重人格的矛盾,因此他对人性的弱点和人世的混浊有着痛切的认识,双重人格、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不仅使他的感情无比复杂,也始他的诗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一方面立足现世,另一方面又与现世拉开了距离,从而达到一种俯视众生,悲天悯人的境界。正因如此,刘勰才称之为“遥深”。综上可见,嗣宗《咏怀诗》有着鲜明的特色,它背景的模糊、情感的复杂、诗意的隐讳和格调的高远和其作品有很大不同,“咏怀”类中,谢惠连《秋怀》是基本上符合要求的,因此,这些特点可以看作“咏怀”诗类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1987.
  [2]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中华书局,1987.
  [3]张浦.汉魏六朝百家集题辞注[M].中华书局,.2007.
  [4]沈德潜.古诗源[M].中华书局,2006.
  [5]葛晓音.八代诗史[M].中华书局,2007.
  [6]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中华书局,2007.
  [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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