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与《檀香行》中“死亡”叙述的比较】 檀香刑

　　摘 要：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对死亡意象的营造主要是反复叙述残杀和死亡，他们凭借精湛的叙述技巧，叙述了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暴力。由于二人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风格不同，虽然两个文本中都充斥大量的关于死亡的描写，但两种“死亡”意象承载的内涵却不同：一部体现了现实的无情与残酷，一部展示人性的肮脏与丑恶。
　　关键词：死亡 《活着》 《檀香刑》 叙述 比较
　　本文中的“死亡”意象，就是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审美趣味寓于“死亡”这一表象之中，通过对“死亡”的文本叙述，达到一种超越死亡本身的思想上的创作高度，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味。死亡意象多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的死亡是悲剧中悲情升华成美感的“催化剂”，死亡对生命的否定恰恰加强了生命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从而使死亡带上了一道唯美的光环。
　　余华和莫言都是人性恶主义的信奉者，他们都选择了一个超然的叙述人来讲述“死亡”的故事，用展示的方式进行细密的描写。二者在作品中对死亡意象的营造主要是反复叙述残杀和死亡。凭借着精湛的叙述技巧，叙述了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暴力。《活着》和《檀香刑》这两部作品中，充斥了大量关于死亡过程的描写，“死亡”成为了贯穿作品的一条线索，但在这两部作品中，死亡这一意象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味。
　　一、残酷与残忍的碰撞
　　残酷是冷酷的同义词，它多指现实的无情，是在客观条件下，人们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奈。而残忍是一种某些本性与某些本能发挥自己能力的一种效果，它强调的是一种主观的、人性本身的凶残暴虐。《活着》中的“死亡”是残酷的，《檀香刑》中的死亡展现出的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人为的残忍。
　　在《活着》中，整部小说都笼罩在一个无法摆脱的死亡阴影之中，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散。从福贵败光家产气死他爹，到儿子、女儿、妻子、女婿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些突如其来的死亡残酷地夺走他们鲜活生命的同时，也剥去了福贵的希望和寄托，这就是现实的无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生命是那么的渺小。余华用手术刀般的笔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人道、自我安慰中抽离出来，将血淋淋的现实展现给读者：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炼狱，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在悲怆中做无声的反抗。与《活着》中残酷的现实条件不同，《檀香刑》中的死亡展现出的是一种人为的残忍。作者不但塑造了行刑者（以赵甲为主）残忍的嘴脸，还塑造了统治者（皇族、袁世凯等）以及看客们残忍的嘴脸，借“死亡”有力地表达出人性本恶的残忍。小说中，莫言先后描述了七次行刑的过程，分别使用“腰斩”“斩首”“凌迟”“阎王闩”“檀香刑”等刑罚。在描写时，丝毫不吝惜篇幅，以超凡的想象将血肉横飞的场面大肆渲染出来，令人惨不忍睹。显然，莫言的写作意图是想通过对刑罚的描写，把县官、统治者、刽子手、普通百姓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可以说，他笔下的刑罚世界就是一座卑污了人性的展览馆，将各种丑恶的人性通过死亡这一载体呈现出来。
　　二、悲剧与“丑剧”的碰撞
　　《活着》中的死亡是一出出鲜活的悲剧，《檀香刑》中的行刑场面包括最后的“檀香刑”大戏就是一出出“丑剧”。
　　悲剧常以作品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大多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用鲁迅的话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在《活着》中，福贵的遭遇就是他一生的悲剧。首先，作品表现的是人生的悲剧。《活着》中以主人公亲人连续的死亡事件为叙事动力，叙述了福贵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在命运的夹缝中左突右冲，开始了一生的悲剧历程，随着身边亲人的纷纷死去，最终走向孤身一人的悲剧结局。这唤起了人类蜷缩在内心的恐惧，每个人如无根的浮萍在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而亲人的接连离去无疑使人更加绝望。其次，作品表现出了不屈的灵魂在悲剧中隐忍。福贵虽然在苦难面前无力抗争，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寻找活着的希望与意义，以不屈的灵魂在苦难的荒野中顽强隐忍。全文总体上用一种灰暗的色调对七个死亡情节进行描述，但每一个情节里又总有一笔亮色给人以期待，表现了福贵在承受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后，依然对黑暗现实中的一丝光亮充满了期许和渴望。从他的身上，闪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某种精神特质——不屈的灵魂于苦难的生命中隐忍不发，但在现实的被动承受中又包孕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生命的执著。
　　《檀香刑》中“死亡”是以“丑剧”呈现的。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丑的原始意义与死亡有关。东汉语言学家许慎解释“丑”说：“可恶也，从鬼，酉声。”在中国早熟的文化之中，审丑意识与死亡意识有关，但由于中国文化避讳死，也就导致回避与之相连的丑，对死——最大的丑的厌恶与回避，使得审丑意识一直偏向于社会伦理学范畴，丑的特征就成为恶的标志。《檀香刑》中，莫言借“死亡”意象展现人性的丑恶。首先是行刑者的丑剧，《檀香刑》中成功刻画了刽子手赵甲的形象。作为刽子手，赵甲对死亡有着独特的思维和理解方式，他认为只有让行刑的过程无比完美，才是对受刑者最大的尊重。这种思维逻辑本身就是一种丑陋的表现。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他感到钱的肉很脆，很好割。这是身体健康、肌肉发达的犯人才会有的好肉。如果凌迟一个胖如猪或是瘦如猴的犯人，刽子手就会很累。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干不出俊活”。这种病态思想在他看来是极其正常的，甚至是“大义凛然”的。他把每一次行刑都当做是一次精彩的表演，所以才会在凌迟处死钱雄飞时发出“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眼前这个汉子，一直不出声号叫。这就使本应有声有色的表演变成了缺乏感染力的哑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完全就是一个丧失了情感的“丑人”上演的“丑剧”。其次是看客的丑剧，杀人艺术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一样，其呈现出的内容都必须要迎合“看客”的审美趣味。这是上层统治者和中国底层民众共同的需要。作者把刑场描写成了丑态辈出的戏台，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看客们邪恶的趣味和廉价的同情心，把刑罚当成他们无聊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好看又刺激的节目。莫言借刽子手之口道出了看客们的变态心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一面却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刽子手只是统治阶级实施专制统治的一项工具，是可以被取缔的，而看客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群体。他们对酷刑强烈的欣赏欲望，是人性深处最为肮脏和丑陋的一面，因此他们才是这出丑剧中真正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