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茫茫的草原》中的女性形象_茫茫的草原像什么

　　摘　要：《茫茫的草原》是玛拉沁夫作品中一部优秀的长篇代表作。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们展现了内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取得民族自治胜利的斗争画卷。作品中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茫茫的草原》　女性　形象
　　玛拉沁夫是我国当代蒙古族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在六十年的创作中，他创作了四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1957年《在茫茫的草原上》（1963年经作者修改后改名为《茫茫的草原》）上部出版，小说反映了内蒙草原人民在民族自治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的故事。同十七年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这部作品是时代“共名”的产物，里面有较强的时代政治色彩。人物形象的塑造难免会在这种框范下显得有些“套板”。但玛拉沁夫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保留了人物鲜活的生命特征。《茫茫的草原》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女性领导者形象
　　女性作为领导者在十七年文学中非常常见。因为国家的解放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解放，而且也体现为女性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几千年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获得了翻身解放。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宪法和法律，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家庭等方面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妇女成了国家的主人。所以很多作家都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设计女领导者的形象，以表明新中国解放的彻底性。
　　《茫茫的草原》中塑造了共产党工作队政委、蒙古女八路——苏荣这一领导者形象。苏荣是玛拉沁夫塑造的众多女性领导者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一个。这一人物具有政治／性别的双重身份。
　　首先，从政治角色上来看，她是一位忠于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干部。她一来到特日克村就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在蒙古牧民中展开宣传，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对蒙古族的上层阶级也以团结为主。在苏荣的外貌特征上玛拉沁夫也写了“两条男人的粗眉”“迈着男人一样的步子”这些类似于男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在强化苏荣作为领导者的政治身份。同敌人的几次“交锋”更是充分显示出她作为政治领导者的成熟与老练。一次是工作队刚刚进驻村子的时候，大牧主普日布找来几个蒙古民间著名的祝词歌手为工作队表演献宝马的“颂马演唱会”。这次献马名义上是欢迎工作组的到来，实际上是想给工作队一个下马威。苏荣以一个政治领导者的冷静和睿智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危机，最后还反过来“将”了反对者一军，对群众进行了一次反内战和争取解放的宣传。这都显示了女性在政治身份上具有同男性一样的平等，女性的智慧是非凡的。所以苏荣被人们称为“草原的骄傲”“草原女英雄”。
　　其次，从性别来看，她又是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普通女人。如果说从政治角度来塑造苏荣这个女性领导形象多少带有受主流政治倾向影响的类型化特征的话，那么从女性自身特质这个角度来塑造这个女领导者，则又使她具有了丰满的血肉。她具有蒙古族女性的勤劳品质，作品中曾多次写到她“牧妇似的”给小羊羔喂奶等情节；她也会在无人的夜晚思念丈夫和孩子；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会有软弱的微光划过，她也需要男性对她的帮助等。这些都是女性特质的一个集中体现。而也正是这一特质的大量书写使得苏荣这一形象才没有成为政治的符号，而很多评论家都对十七年时期出现的女性领导者形象的“雄化”特征进行了反思，但在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同于“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① 的独具魅力的女领导者形象。
　　二、女性普通牧民形象
　　在《茫茫的草原》中，除了塑造像苏荣这样的女性领导者形象之外，作家玛拉沁夫更多的是塑造了大量普通的蒙古族女性牧民形象，特别是青年女性形象，这是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形象。玛拉沁夫非常善于描写草原女性，对草原女性命运的关注是玛拉沁夫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茫茫的草原》中玛拉沁夫对草原女性的描写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为丰富多彩。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普通女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遇。总的来看这些普通女性牧民形象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1.她们都是悲剧命运的主人公
　　玛拉沁夫以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为我们塑造了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牧民。她们受着阶级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卑微地行走于蒙古的历史舞台。
　　首先，从阶级地位上看，作品中描写的主要女性都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她们受蒙古贵族的压迫和剥削。作品中描写了大牧主贡郭尔依仗自己的权势任意掠夺女性的罪恶。笃日马原本有美满幸福的家庭、温和体贴的丈夫，被贡郭尔霸占后她陷入了痛苦绝望的深渊，变成了一个冷酷的宿命论者；斯琴原本和恋人铁木尔青梅竹马，可是贡郭尔的好色贪恋破坏了这对恋人的幸福；刚盖亚老太太在蒙古旧社会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这些都反映出在旧社会时期蒙古女性在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她们是被压迫、受损害的主要群体。
　　其次，从性别差异上来看，这些女性都是传统男权社会控制下的牺牲品。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社会之后，女性就渐渐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她们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屈从者，她们被构造，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
　　由于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得文化的发展和内陆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蒙古族女性的这种存在困境就更加明显。笃日马在被贡郭尔霸占后曾努力抗争、逃跑，但当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命运时，她选择了屈从。如果说这种屈从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内心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她不是真正的男性的牺牲品。但是玛拉沁夫却惊人地向我们表现了一个底层女性在男权意识压迫下所形成的心理扭曲。笃日马痛恨贡郭尔，是他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幸福，是他使自己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成为一个受欺凌、不被人关心的人。但是这并没有使笃日马觉醒，相反在这种残酷的生活困境当中，她形成了一种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波伏娃曾说：“听天由命态度带来的是女人被人惊羡的忍耐度。”② 她在这种长期的忍耐中变得冷漠而没有同情心，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心理扭曲。当贡郭尔喜新厌旧又掳来斯琴后，笃日马就把自己的所有不满都投射在同她具有相同命运的伙伴身上。她甚至认为就是斯琴的到来使她“失宠”了，这种“薄命认桃花”的心态描写是如此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