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际均衡 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逐步推进，教育公平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的现状，要求均衡配置高中教育资源，取消重点高中、重点班级，实现高中校际均衡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在追求高中教育均衡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一、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现状
　　一种教育是走精英主义路线，还是平等主义路线，取决于教育类型的性质。而教育的性质，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资源的丰富程度而变化。高中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发展意味着高中教育性质的转变，今后的高中教育不仅是人人应该接受的教育，也应是人人能够接受的教育。普通高中的教育理念将进一步面向全体，激励手段将从以选拔和竞争为主转变为以目标、理想、权利和义务教育为主；高中的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将日益淡化并最终消失[1]。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高中教育非均衡发展非常普遍，在范围上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学校之间；在内涵上主要表现为教育机会非均衡、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教育质量与成就非均衡。亦有研究者将教育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水平的，目标是追求教育机会的均等；第二阶段为初级的均衡阶段，目标是追求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均衡；第三阶段为高级的均衡阶段，目标是追求学校教育发展的均衡，即教育质量的均等；第四阶段为高水平的均衡阶段，目标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理想，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2]。透过高中教育现状不难得出结论：即高中教育正处在第二个阶段，即努力实现高中教育资源合理均衡配置。因此，现阶段高中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学生、家长对高中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的需要同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客观上源于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高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强势高中通过各种渠道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据为己有，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占有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高中教育多重角色的杂糅，使得精英化价值取向得以合法化，造成高中教育校际发展不均衡。
　　二、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的原因分析
　　1.教育资源投入短缺制约高中校际均衡发展
　　教育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导致教育供给总量短缺，而教育部门内部各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又导致高中教育分配经费过少，这两者都导致高中教育资源先天不足，是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施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学校、家长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3]。对于寻利性的政府来说，教育特殊性质决定其不像经济部门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效益，也不像国防等部门强势，教育在与其他部门博弈中难免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地位决定了话语权的丧失，这也就不难理解教育经费为何经常被克扣、挪用，全国、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比例长时间不达标，教育超前发展理念在政府的现实利益面前显得如此脆弱。目前，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高中教育投入归地方（县级）政府负责，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区域间高中教育投入的悬殊增大和发展不平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财政支出能力越强，对高中教育的投入相对较多，反之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有限的财政收入需要照顾到本地区各方部门的利益，致使有限的财政很少投入到高中教育，造成高中教育负债现象严重。同时，由于义务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地方有限的财力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强势地位保证了其能从教育总经费的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一块，教育经费总是要先满足高等教育及义务教育的需求，教育部门内部利益博弈致使经费分配有所侧重，使得高中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资源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2.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博弈决定了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
　　家长、学校、政府以高中教育为平台，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约而同地选择重点高中作为博弈载体，重点高中成为政府、学校、家长三主体直接、间接寻求利益的工具。政府在博弈中减轻了教育投入的沉重负担，将本来应该加大的教育经费投入转嫁给支付高额学费、择校费的家长，家长为获得入学机会付出了更多成本。地方政府和重点高中获得的利益由家长、弱势高中买单，以收取高额学费、择校费，剥夺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以弱势高中的缓慢发展，乃至整个高中阶段的不均衡发展为代价，三大主体间利益博弈是高中校际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原因。重点高中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无力无愿为重点高中增加经费，重点高中与政府针对经费投入进行博弈，为了实现双方利益的均衡，政府与学校在利益共谋下实现合作博弈，既保证高中教育的正常发展，又不损害政府与重点高中的利益，政府默许重点高中向家长收取越来越高的学费、择校费，以满足学校日益增加的经费支出；重点高中得到了发展所必需的经费，政府也减轻了自身负担，政府把责任转嫁给学校、社会，学校又把教育经费的沉重负担转嫁给家长。高中教育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是受政府控制，谁能挤进政府认可（有时是直接指定）的“重点”行列，谁就能比“非重点”得到更多的资源[4]。重点高中为了获得超额利益，就要一直保有重点高中头衔，所以，重点高中就要给当地政府进贡，满足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诉求。重点高中每年收取大量的择校费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使用，择校费按一定比例上交当地主管部门，政府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预算内教育经费返还给重点高中，还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专门的教育经费支持当地弱势高中的发展。这样，教育部门就能相应地减少对高中阶段的经费投入，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满足了重点高中的特殊收益，政府与重点高中在博弈中实现了双赢，并且对弱势高中的发展提供了额外经费支持，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
　　重点高中以升学率为筹码，在与家长博弈中占据主动，从家长手中换取择校费和优质生源，家长以金钱为代价预支孩子未来可能的高分，这是一条难以斩断的利益链。高中教育不均等的资源配置折射出等级化的信号，使得一部分家长不惜动用自身资本，为子女能够获得重点高中入学机会，愿意缴纳高额学费和择校费。在政府与重点高中由利益博弈转向合谋的背景下，重点高中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向学生征收高额择校费，收取额度与比例也是日益高涨，以至于在整个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成风。重点高中所代表的优质稀缺资源决定博弈双方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重点高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赋予了其对成本定价的主动权，博弈中重点高中要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同时也要兼顾家长的支付意愿以及对教育投资的收益，重点高中收取了大量学费、择校费，家长付出了更多教育成本但获得了重点高中的入学机会，学校和家长在博弈中各取所需，实现了暂时的利益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