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与建国初城市旧文艺的改造】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随着新中国成立，面对新的城市环境，尤其是文学资源、文学受众与老解放区的巨大差异，用何种方式进行管理显然是一种新的挑战。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讲话》中文艺的革命职能等原则性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文艺创作、思想改造等重要问题，成为城市文艺建设的指导性思想，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被作为进行城市文艺建设的有效资源，虽然新、老解放区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城市文艺的延安化、工农兵化已经是必然的政治逻辑。在用新文艺占领文化阵地的同时，对城市的旧文艺进行彻底的改造，消除城市文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所谓的庸俗文化趣味，建立纯洁的无产阶级文艺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城市文艺建设的基本内容。周恩来、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都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周扬说，“要发展新的人民的文艺，必须肃清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及其在新文艺中的影响，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改造尚在民间流行的封建旧文艺”。
　　对文艺功能的定位是进行城市旧文艺改造的出发点，纯粹的娱乐化、商业化的城市文艺是不符合新的意识形态要求的，因此以当时的文艺标准来看，对旧的文艺形式必须进行淘汰和改造。《讲话》对文艺的基本职能和功能做出了明确的解释，“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真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军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文学艺术必须在内容上起到配合政治运动的作用，就像周扬所说的，“人民要看电影、戏剧等，这就是需要。人民看了戏、电影、文学作品以后，要能够教育他，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他的文化水平，这就是利益。所以文艺是党和国家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之一。所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学、新艺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文学艺术特有的形式也有助于宣传政策、扩大影响，比直接的政治宣传的效果要有效得多，“有些人看一本新文艺的书，要比看一本马列主义的书有兴趣，很多人看《共产党宣言》看不下去，因为里面讲的道理他不能明了，同时自己感觉有趣味的事范围也很狭小，但读一本文艺书不同，比较喜欢，因为其中有故事，有人物，和自己的生活联系比较多，容易被接受。看一本土地改革的小说，中间描写干部如何下乡，如何划分阶级、分土地，看了以后增加了很多知识，扩大了眼界，对农村有了初步的了解，比看一本讲土地政策的书容易看得进去”。
　　配合政治宣传等职能决定了文艺作品在内容上必须要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当时旧艺人的作品却是与当时的文化设想不相符的，其中充满的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和小市民趣味，都被认为是冲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落后、反动因素，它们的存在对于政治动员和新的文化建设是一种阻碍，必须加以改造。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和一些报纸连载小说被认为“讲的都是一些下流的三角、四角、甚至五角恋爱，还有什么姨太太和汽车夫，老爷和丫头，哥哥和妹妹等怪诞的恋爱故事，或者是武侠小说，其中也有一两个主人翁伪装成不满现状的样子，想骗取读者。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非常腐化堕落的，麻醉了许多好青年。而对大众通俗文艺颇感兴趣的赵树理到北京天桥，发现小戏园子里表演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但是小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旧文艺的市场空间要大于新文艺，读者群体的欣赏倾向也意味着对旧文艺的改造是扩大新文艺阵地的重要手段。丁玲曾提到，“最近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谈到喜欢些什么书，不喜欢什么书和需要些什么书的问题。这些读者，大都是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他们“不喜欢读描写工农兵的书，说这些书粗糙、缺乏艺术性。说这些书既看不懂也不乐意看。又说这里主题太狭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他们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还有一批人则喜欢翻译的古典文学，或者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赵树理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也提到，“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很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号称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人的”。
　　同时，新文艺的力量较为贫弱，短时期内根本无力与旧文艺抗衡，旧文艺则因长时期的存在和受众群体的稳定而繁荣得多。以戏曲为例，“旧戏曲有悠久传统，现有剧目千种以上，大小剧种近百种，全国戏曲艺人约三十万人，旧戏曲观众全国每日在百万人左右”“”。北京解放时，“全市曲艺和旧剧的班社，六十多个，戏院二十多个，天桥地摊十五个；旧艺人二千三百九十一人。完全演唱新曲艺的只有“大众游艺社”。其他的班社，有时候也唱新词，大多数演唱的还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另外在打磨厂，有十几家书铺，专印旧唱本和旧戏本，各大街市场上，还有四百多家书铺，出租旧小说。很多书摊，出租旧小人书。写这些旧东西的作家，比较有名的就有三十多个，无名的就更多了。说到新的文艺作品，深入到市民、工人层中去的还不多。新的文艺工作者和演员们，还不如那些写章回小说的、唱大鼓的、演旧戏的，为群众所熟悉”。新文艺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还不够成熟，周扬认为，“新旧文艺两种货色摆在群众前面，群众要比较的，要选择的”，“叫群众老是看《兄妹开荒》，群众会厌倦的”。而且新文艺的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但能够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因为““，新剧本虽然艺术上差，内容是很好的”，“批评的人一般的都这样说：这种对新东西的鼓励是应当的，只是连声和“好”之后，在缺点上的批评与争论实在太少了。以至开口唯物史观，闭口唯物史观的写作同志，在创作方法上抓住一个“窍门”，即是编写剧本时，先在脑子里编好一个革命主义的斗争的公式，大致不外乎：穷人受欺，官家压迫，最后是人多造反，哈哈哈胜利结束。于是观众的掌声呱呱呱，台下满意，台上也满意，问题就没有了”。因此周扬在1954年的时候对新文艺做出过这样的判断：“它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与旧文艺的斗争中，还没有取得事实上的优势，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