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摄影记者的深圳20年影像之路|一名枣泄男人的蜕变之路

　　深圳，如同一列满载北上南下旅人的疾速火车，带走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又如一条通向理想彼岸的隧道，装载着生命的梦想、呐喊、绝望与希望。而我，则有幸拍摄下它20年来的变迁。
　　闯深圳：出示你的边防证
　　1989年3月26日凌晨，旅途疲惫的我持着边防证在深圳南头关检查站下车，准备进入深圳。特检大厅入口架着用钢管焊接起来的围栏，死死包围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眼神的北方移民者，恍惚中，涌动的行李在空中飘来飘去，时不时有人尖叫粗喊。突然，一位边防兵指着我说：“出示你的边防证……”，我转过脸来应声递上，他摆着手势让我通关。我顿时松了一口气，而回头望去，验证的人们仍处在惊恐的期待和拥挤中。其实，当年这里每天都有许多无证者持假证被抓，然后送往关外的樟木头遣返回家。
　　走出深圳南头关，一阵凉风吹过，我感到了一丝清爽和快慰，终于到深圳了。那年我27岁，成为千百万背井离乡闯深圳的新移民。在深圳，和多数移民一样，我经历了中国最早期市场经济的各种诱惑与迷茫，也经受了精神失重与分裂的困境，经历了各种刺激的快乐与纠结。
　　深圳：我的摄影观念分水岭
　　1979年，我参军到了杭州，军旅中师从浙江美院教授张怀江先生学版画，这奠定了我追求艺术的理想。1980年冬天，我被显影液里的影像深深地震撼，开始用摄影表现自已的发现与好奇。那些年里，与摄影有关和无关的招数全用上了，拼贴组合、多底合成、复印翻拍等等。1985年，我创造了主观浪漫表现作品《远古的梦》，当年入选第13届国展，次年获得“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最高奖国际和平杯，并在上海获得“全国十大杰作”奖。198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摄影专业，在校园里，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思想家让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思考问题，看待社会和人生。
　　1988年，我开始从象征影像表达进入到超现实意象表现，更多地沉寂于形而上的思考，完成了多底合成的作品，后来被理论界称之为“中国超现实主义先声”的系列作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接近理性的诉说。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和情感的认识实际是一系列不断扩大的体验，一系列非逻辑的直觉、顿悟和发现。
　　1989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告别了前卫影像实验，来到深圳从事新闻和纪实摄影。那是生命中的第一次远行，一过就是23年。
　　深圳移民：用海水洗去框框和胆怯
　　上世纪80年代，敢闯深圳的人还是有野性的，丢掉所有束缚一头扎进“海”里。很多人还来不及思考，便开始在“杀开一条血路”中闯过去。要么成功，要么永远倒在血泊中化为黄土。在物质、财富的诱惑中，他们经历着精神失重、道德悬置与价值错位。90年代的深圳，充满无数不可名状的机会，那些在打开闸口后冲动的灵魂，狂奔不羁，这座最早开放的城市宛若一张疯狂的云图，人们在各自角色中出场厮杀，扑向可以让自己控制和占有的领地。
　　与他们一样，我也在奔跑着寻找淘金的门道与生存领地。这座中国最先锋的现代化城市有着太丰富的生命内容，我背着照像机穿越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瞄准各种各样的移民故事，发疯般地从早到晚拍摄移民肖像、城市脸谱：翁纯贤，1982年初到深圳蛇口凯达玩具厂的第一批打工妹，当香港凯达公司在蛇口办厂投产时，上千名各地的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从此“改革开放”时代增添了一个新名词：“打工妹”；汪新士，出身于浙江书香世家，与张大千同年加入西冷印社，因被划成右派而一生颠沛流离。80岁甘守清贫，在深圳以卖字治印为生，最终病逝于深圳……我记录各类人的经历及命运，面对各式各样的生命切片，感受着诱惑与冲动，领悟到现实与超现实如此密不可分。
　　自深圳特区创立伊始，深圳的移民没有间断过。新的身份、新的职业、新的住所……奔跑的流水线车间，昏暗尖叫的酒吧歌厅，浮云艳光的夜总会，流浪汉栖身的桥头堡，还有郊外的铁皮出租屋……人们在追赶物质、欲望的横流中行走，我便不停地造访着驻足在这里的他们，既为每天报纸发照片，也为自己的生命感悟而记录。
　　夜色下的另一个深圳
　　2000年前后，我被深圳的夜晚迷住了。在深圳人泡酒吧最火爆的时期，这样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夜晚有着不可测试的巨大能量，深圳人的平均年龄和这个城市年龄相当，当人们结束快速奔波的一天，夜幕四合，青年男女们便涌进酒吧寻找一份属于自我发泄和张扬的幻觉空间。在音乐的冲击波里，啤酒、尖叫……足以让人们忘记这个世界的存在。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认识了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李伟民，骨子里充满了对传统的反叛，他1988年来到深圳，从事过工艺美术师、摇滚歌手等多种职业，但始终独处在都市边缘。为了生存曾搬家37次，不管居住在何处，他一直不愿意离开深圳，珍视拥有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我通过他认识了许多另类人群，使我行走在深圳夜色之中品尝另一番没有面具的真实。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不停地拍照，把这时刻抽取并凝固起来，转变成为一件能够保存下来的视觉样本：一种城市的记忆，一种生命的坦露。
　　深圳夜晚，我左手拿着酒瓶，右手提着相机不停地跳舞，也不停地拍照。当第二天翻阅照片时，忽然会有突如其来的惊恐，不敢相信夜晚的魔力与幻觉的感召如此美妙。这是一种另外的真实。
　　深圳大芬油画村：那些画画的农民
　　深圳郊外的大芬油画村诞生于1989年，一位叫黄江的香港人最早在这里开办油画学习班，接来大量订单分包给他的学生们。自此一批又一批复制的梵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经典名作从大芬油画村外销全球。
　　农民出身的画师赵小勇来自湖南，1996年他和妻子在大芬村画梵高作品，用7年的时间复制了90000幅梵高作品。尽管他从来没有看过梵高的原作，没有去过梵高的故乡，更没读过任何荷兰美术学校，他却非常了解梵高的画作，甚至无需草稿就可以在画布上直接画出梵高的作品。他已把梵高的画存储在自己的记忆里。
　　农民画家吴瑞球是黄江的学生，他最早开创了大芬村画工厂流水线模式，像制造电子产品一样流水作业画油画。80年代，吴瑞球随哥哥来到深圳靠卖水果赚钱学画。当他在大芬村发现复制名画也可赚钱时，喜出望外地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画油画赚钱的……”。1998年，他在广交会外围摆地摊接到了美国沃尔玛的40万张油画订单。
　　大芬油画村数以千计的画工与他们的复制艺术品虽然已转移经典艺术自身的审美价值与趣味性，但却呈现其反权威性的当代认知，低廉的价格不断削减着大众对艺术家的神化，浓缩着日常与艺术关系的潜在平衡。这也是我拍摄大芬油画村的价值所在。
　　我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走过了23年，眼前这座城市熟悉而又陌生。摄影记者这一职业诱使我对生命不断地追问，也带给我人生中不同体验和反思，如同生命的一面镜子让我找到观看态度，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时去选择观看。（作者是《深圳商报》首席摄影记者、图片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