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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结合治学法】 史论结合

发布时间:2019-04-15 影响了:

  1、史论结合治学法的性质和意义  史论结合治学法,就是将史料研究和对史料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治学方法,就是宗廷虎先生讲的“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具体而言,充分和系统地搜集史料,并对其做真伪考辨、价值高低评判;以正确理论作指导,对史料做历史地科学地阐释、评析、概括升华;并始终将史料研究和理论研究辩证地结合。就史与论的关系而言,可以说“以史促论是以‘史’为手段,以‘论’为目的;以论带史,是以‘论’为手段,以‘史’为目的。……但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又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又是一种治学方法。这是一种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治学方法,是具有较高层次的统摄性治学方法。
  对于这种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其一,它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不论是治断代史,还是治通史;不论是治各种人文科学史,还是治各种自然科学史,都离不开这种方法。要想不断提高史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就要不断坚持和不断加强这种治学方法。从运用它的广度和功效看,我们有理由说,运用这种方法的得失成败决定着治史的得失成败。其二,简略地说,史家必须具备“三长”——才、学、识,掌握和运用这种方法,就能使治史者逐步具备“三长”。这种方法,是培养、锻炼、提高“三长”的必经途径。
  2、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特点
  若综合考察各学科治史的经验,就会总结出史论结合治学法的下列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共性与个性异常鲜明。在各科治史过程中,都会贯穿纵的历时的史论结合线索和横的共时的史论结合线索,并且成功的治史总是纵横两条线有机交错,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共历结合”的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呈现出异常鲜明的“史论结合”这个共性。若分科考察,治史中的纵横交错又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个性特点。各科的个性色彩充分体现在各具特点的理论和特殊的历史资料中,比如,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就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共性和个性异常鲜明的代表作。该书有百万余言,从二十个维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美术视野中的鲁迅”、“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学术史中的鲁迅”等,作了回顾与反思、评估与创新的研究,成为深入系统研究“鲁迅研究史”的新论。
  其二,“史”与“论”辩证统一。成功的史论结合,总是史论并重,既不轻史重论,也不轻论重史。二者的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描写研究和解释研究有机统一。具体讲,就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对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钩沉、挖掘、清理的史料作具有历史深度和理论高度的考辨、评估;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分析、总结史料,并升华为面向未来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个辩证结合过程,简括地说就是前面讲的“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
  其三,史论结合的结构方式明显呈现如下特点:或史——论,或论——史,或边史边论。就是说,史论结合的过程,既可由史引论,亦可由论带史,亦可边引史边评论。很明显,其过程由十分讲究的现代式结合而生,由特别重视的辩证式结合而现。
  3、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对于史论结合治学法的重要形成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并加以方法论提升:
  其一,当代的史论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是提升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直接学术基础。综合各学科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学者都在自觉或较自觉地运用史论结合治学法,并对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形成和方法论升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这方面,当代修辞学史家宗廷虎的贡献最突出。宗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把史论结合当作自己研究修辞学史的一条道路和一种追求,并在独著和合编的多部修辞学史著作中加以切实贯彻,同时,对其作过较充分的理论阐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最终形成“宗氏史论结合法”。宗法明显地具有如下几个时代特征:一是以现代的修辞学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为指导作评论;二是不论大小评论,均贯彻辩证法;三是“史”和“论”的高度辩证统一;四是鲜明的宗氏范式。因此,宗氏的史论结合法成为最现实的、最具理论色彩的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理论来源。
  其二,我国古代至现代的史学研究经验,是史论结合治学法形成的深厚的历史学术渊源。史论结合,古已有之。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外,又提出了“史德”。著名史学家唐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的自序中也说:“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学研究,就有史和论构成要素,只是其结合呈古代的史论结合特征。问我国古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大致上就按着两条学术线路和两种治学模式:整理史料和解释史料。在现代冯友兰先生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该史著在治史上,鉴于以往“信古”和“疑古”的分歧和偏执,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和方法,将原始的材料讲话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相结合,因而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清晰若水。张岱年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五十万字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又在“释古”的基础上,进一步“析古”,因而使现代的哲学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从现代的代表性哲学史研究可见,不论“信古”、“疑古”,还是“释古”、“析古”,都包含着“史”和“论”两种研究和治学的要素,并具有不同学术状况的结合。总而言之,从古代到现代,我国各学科的史学治学研究,都在不同学术思想指导下不同程度地采用着史与论结合的方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而这些遗产都是鉴别、总括、提升史论结合治学法的珍贵财富。
  其三,唯物辩证法是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具有三个根本原则: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普遍联系原则,这是整个科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运动发展原则,这是辩证法特有的原则。从前面的论述可见,自古至今的史论结合治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循着这几条原则在实施,只是因时代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条件不同而实践此法的学术状况不同,主观自觉程度和践行水平不同。这种从朴素的方法意识到成熟的方法自觉、从低级的史论结合到高级的史论结合,是史论结合治学法必经的发展历程。在这条前行的路上,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在指引方向。因此,综合而言,唯物辩证法因素毫无疑问是史论结合治学法的不可动摇的、不可抹煞的哲学基础。这是被学术发展史所证明的无可辩驳的史实。
  4、史论结合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并熟练地应用史论结合治学法应注意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史与论及其关系,不断加强史论结合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史论结合的科学性。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评论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探究和落脚点,两者应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就史料谈史料,也不能就书评(文评)谈书评。如果这样,自然会造成史和论的疏离,史与论的隔膜,丧失史学研究的真正学术价值。进一步而言,不管是历时的纵切面研究,还是共时的横断面的研究,都要在最新科学理论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将史与论自觉地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不断提高史论结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其二,认真循着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认真贯彻“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从实际的史学研究看,既有过“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也有过“以史代论”与“以论代史”,这些偏向,都不利于史学研究,都是因对“史”与“论”及其关系的认识不正确而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史论结合过程中,必须警惕、克服这类偏向。
  其三,必须不断加强史家“三长”的修养,还要加强“史德”和“史胆”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德”比“三长”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史实的忠实,关系到对影响乃至左右历史真实的诸多因素的排除与超越。从创新来讲,“史胆”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创新的生命与价值,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总而言之,对于治史者来说,这“几长”都是不可或缺的,“史家笔法”乃至“史家风范”都是不可或缺的,都需要不断加强和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以高尚的学术人格和高超的学术水平,保证“史论”结合的高质量开展,保证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张炼强《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卷)·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彬彬《开放、敏锐而又切实的“问题意识”——读(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文学评论》2002第5期
  [3][4]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425、42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张翼新《张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博览群书》2004第7期
  (通讯地址:810008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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