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几点认识
发布时间：2020-02-08 09:00:57 影响了： 人
一、我国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的产生原因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始建于50年代初期，由国家与企业按现收现付式筹资。这种筹资模式在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成年型时期还是适应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口赡养率不断提高，以支定收统筹缴费率日渐上升，国家和企业负担沉重。养老保险若沿用现收现付制，到退休高峰期，养老金筹资将达工资总额的40％以上，届时企业将不堪重负，会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影响社会安定。现在，对于新制度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其养老金由两块组成，一块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筹资按职工本人工资的8％缴费长期积累，退休后，每月按总积累额÷计发系数计发；
另一块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20％，筹资仍沿用现收现付式。新制度实施前已退休的人员（简称“老人”）实行老人老办法继续发养老金。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简称“中人”），除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另加一块工龄系数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给“老人”发养老金和给“中人”发过渡性养老金是原现收现付制度的延续，但在新制度中已没有相应的筹资途径，构成隐性债务，也就是转制成本。按理论和国际经验来说，转制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有利于新制度一步到位，并可降低国有企业缴费率。但在设计改革方案时，我国采取了长期加大企业统筹费率的办法，期望逐步消化隐性债务，从而使企业面临既要为新制度下的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又要为老制度下“老人”、“中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的“欠账”提供基金，形成了严重的双重负担。为了适当减轻企业的双重负担，我们规定企业平均维持20％的统筹费率，统筹基金不够支付时，可以利用统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混合管理，向个人账户基金透支，个人账户作为空账运作。
事实说明，依靠企业长期负担高费率来消化隐性债务难以为继，既不利于搞活国有企业，又不利于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更严重的问题是潜伏着巨大的养老金支付危机风险。
二、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危害
1．“空账”规模迅速扩大，个人账户积累部分逐渐减少。
近年来各地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借助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不断透支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空账迅速扩大。这实际上是在用未来的基金风险减轻当前的基金压力。长此下去，统账结合的制度将蜕变为一种计发办法，部分积累制将名存实亡，改革的初衷将会落空。而在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混账”管理的情况下基金总量的节余又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的严重性，长期拖下去，将引起更大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风险。
2．财政被动支付各地养老金欠账，补偿行为不规范。
为了弥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支赤字，解决养老金欠账、退休人员不满引起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事实上已在不断给养老保险补充资金。但是，由于在制度设计时没有把财政补助考虑进来，目前财政补助比较被动，不够规范。一方面，财政乃至社保等部门不清楚究竟应当补多少，补到何时，难以有步骤地安排资金；
另一方面，在未分清隐性债务与其他原因造成的基金损失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责任难以明确，这容易造成地方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单位、个人对国家的依赖，还容易产生鞭打快牛的现象。
3．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提高征缴率的工作难度大。
目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立法滞后，各地在执行中普遍感到强制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企业过高的交费率严重影响了扩大覆盖面和提高征缴率。从这几年来的实践看，企业交费率过高明显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就连国有企业也存在严重逃缴现象，进而导致统筹基金收入减少，不得不进一步透支个人账户基金，形成恶性循环。
三、减少或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政策措施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应逐步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支出的比重是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需要，只要通过调整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压缩一些属于“越位”或效率不高的财政支出，就可以扩大养老保险补助支出。
2.划拨国有资产补偿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虽然老职工因旧体制的原因没有为自己积累起养老金，但他们的养老金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过去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中。因此，运用国有资产存量解决老职工的保障问题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3.拓宽投资领域，创新投资工具。
目前，我国政府只允许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和股票，这不能适应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值的要求。随着个人账户和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规模的日益扩大，扩大投资空间和领域，就成为客观需要。我国养老保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要逐步从安全性较高的政府债券向外延伸，比如投资于房地产、大型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等。要学习应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尽可能使投资项目注意安全性与收益性、短期项目与中长期项目等方面的多样性，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回报潜力。等条件成熟后，应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高收益率，最大程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4.提高退休年龄，降低人口赡养率，能减轻养老金负担，缓解养老金隐形债务。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隐形债务也不断加重。有计划地提高退休年龄，降低人口赡养率，能切实地减轻养老金负担，缓解养老金隐形债务。现行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是上个世纪50年代规定的，当时的平均寿命较低，仅有50多岁，而现在中国人口的预期平均寿命已达70多岁。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具有较大空间。国际劳工组织测算，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5岁，可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缴费14%，或者减少养老金支出20%。因此，适当增大法定退休年龄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未来养老金制度的必然趋势，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养老金隐形债务的重要举措。
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吕申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始建于50年代初期，由国家与企业按现收现付式筹资。这种筹资模式在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成年型时期还是适应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口赡养率不断提高，以支定收统筹缴费率日渐上升，国家和企业负担沉重。养老保险若沿用现收现付制，到退休高峰期，养老金筹资将达工资总额的40％以上，届时企业将不堪重负，会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影响社会安定。现在，对于新制度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其养老金由两块组成，一块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筹资按职工本人工资的8％缴费长期积累，退休后，每月按总积累额÷计发系数计发；
另一块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20％，筹资仍沿用现收现付式。新制度实施前已退休的人员（简称“老人”）实行老人老办法继续发养老金。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简称“中人”），除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另加一块工龄系数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给“老人”发养老金和给“中人”发过渡性养老金是原现收现付制度的延续，但在新制度中已没有相应的筹资途径，构成隐性债务，也就是转制成本。按理论和国际经验来说，转制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有利于新制度一步到位，并可降低国有企业缴费率。但在设计改革方案时，我国采取了长期加大企业统筹费率的办法，期望逐步消化隐性债务，从而使企业面临既要为新制度下的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又要为老制度下“老人”、“中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的“欠账”提供基金，形成了严重的双重负担。为了适当减轻企业的双重负担，我们规定企业平均维持20％的统筹费率，统筹基金不够支付时，可以利用统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混合管理，向个人账户基金透支，个人账户作为空账运作。
事实说明，依靠企业长期负担高费率来消化隐性债务难以为继，既不利于搞活国有企业，又不利于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更严重的问题是潜伏着巨大的养老金支付危机风险。
二、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危害
1．“空账”规模迅速扩大，个人账户积累部分逐渐减少。
近年来各地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借助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不断透支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空账迅速扩大。这实际上是在用未来的基金风险减轻当前的基金压力。长此下去，统账结合的制度将蜕变为一种计发办法，部分积累制将名存实亡，改革的初衷将会落空。而在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混账”管理的情况下基金总量的节余又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的严重性，长期拖下去，将引起更大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风险。
2．财政被动支付各地养老金欠账，补偿行为不规范。
为了弥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支赤字，解决养老金欠账、退休人员不满引起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事实上已在不断给养老保险补充资金。但是，由于在制度设计时没有把财政补助考虑进来，目前财政补助比较被动，不够规范。一方面，财政乃至社保等部门不清楚究竟应当补多少，补到何时，难以有步骤地安排资金；
另一方面，在未分清隐性债务与其他原因造成的基金损失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责任难以明确，这容易造成地方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单位、个人对国家的依赖，还容易产生鞭打快牛的现象。
3．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提高征缴率的工作难度大。
目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立法滞后，各地在执行中普遍感到强制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企业过高的交费率严重影响了扩大覆盖面和提高征缴率。从这几年来的实践看，企业交费率过高明显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就连国有企业也存在严重逃缴现象，进而导致统筹基金收入减少，不得不进一步透支个人账户基金，形成恶性循环。
三、减少或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政策措施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应逐步提高养老保险补助支出的比重是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需要，只要通过调整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压缩一些属于“越位”或效率不高的财政支出，就可以扩大养老保险补助支出。
2.划拨国有资产补偿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虽然老职工因旧体制的原因没有为自己积累起养老金，但他们的养老金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过去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中。因此，运用国有资产存量解决老职工的保障问题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3.拓宽投资领域，创新投资工具。
目前，我国政府只允许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和股票，这不能适应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值的要求。随着个人账户和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规模的日益扩大，扩大投资空间和领域，就成为客观需要。我国养老保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要逐步从安全性较高的政府债券向外延伸，比如投资于房地产、大型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等。要学习应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尽可能使投资项目注意安全性与收益性、短期项目与中长期项目等方面的多样性，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回报潜力。等条件成熟后，应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高收益率，最大程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4.提高退休年龄，降低人口赡养率，能减轻养老金负担，缓解养老金隐形债务。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隐形债务也不断加重。有计划地提高退休年龄，降低人口赡养率，能切实地减轻养老金负担，缓解养老金隐形债务。现行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是上个世纪50年代规定的，当时的平均寿命较低，仅有50多岁，而现在中国人口的预期平均寿命已达70多岁。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具有较大空间。国际劳工组织测算，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5岁，可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缴费14%，或者减少养老金支出20%。因此，适当增大法定退休年龄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未来养老金制度的必然趋势，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养老金隐形债务的重要举措。
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吕申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