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主题教育党史故事汇编59篇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下面是职场范文网小编整理的：党课主题教育党史故事汇编59篇，希望大家喜欢！
目录
1.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
2. 毛主席识破炒青菜里偷放的鸡汤
3. 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4. 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5. 病危中的呐喊
6. 朱德的扁担
7. 朱德 21 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8. 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9. 邓小平的“家书”
10. 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
11. 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12. 任弼时大喊陈独秀
13. 彭德怀摘画像
14. 彭德怀的“特权”
15. 刘伯承独创“重叠待伏”战法同一山沟两次歼灭日军
16. 不做“红墙里的贵族
17. 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8. 叶挺将军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
19. 先行者李大钊：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国
20. 高瞻远瞩：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21. 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22. 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23. 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24. 不为一台照相机搞特殊
25. 李先念借马帮助老百姓娶老婆
26. 李先念下连队检查工作自称是通讯员
27. 李先念无惧“降六级”
28. 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29. 王树声大将住平房去世
30. 开国少将肖永正规定面前人人平等
31. 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
32. 贺炳炎探亲“三辞刘专员”
33. 饿倒在粮食挑子旁的粮草官
34. 胡锡奎与一个数字的故事
35. 王树声搬家
36. 何耀榜司令为战斗拒绝高位截肢保守治疗
37. 王新亭将军的家规
38. 刘华清力劝弟弟在家种田
39. 刘华清上将为何两次“走后门”
40.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的“罢宴风波”
41. 宛希先坚决跟着毛委员干革命
42. 王宏坤将军觉得自己不行
43.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44. 胡耀邦不做“过路神仙”
45. 五位战士渡乌江
46. 六只木船过金沙
47. 在休整中扩军
48. 坐筐过绳桥会师
49. 红军女战士“接受检查”
50. 爬雪山过草地——信念与意志的考验
51. 延安故事
52. 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53. 西柏坡：“赶考”永远在路上
54. “群众路线永远不过时”
55. 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56.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史
57.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58. 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
59. 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
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 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 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 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 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
“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 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 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毛主席识破炒青菜里偷放的鸡汤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 48 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
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 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 年 5 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 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 7 个月不吃一块猪肉， 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
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 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 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 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1960 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 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
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 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 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 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 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 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 也要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 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
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 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 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 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 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 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 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 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 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
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 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病危中的呐喊
1975 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
来泼污水。9 月 20 日，北京 305 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 1972 年 6 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朱德的扁担
1928 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 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 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朱德 21 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1956 年 9 月 17 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
工资，直至他去世的 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 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 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 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 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 50 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 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 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 90 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 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 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 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 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 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 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 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
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 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邓小平的“家书”
家书最能体现家风，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家书”，看看邓小平到底写了些啥。
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
1920 年 7 月，16 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 离开了家乡广安，赴法勤工俭学。
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的
“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作辩论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 之外的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他 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做主 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
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 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 了。
1925 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 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 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都没有保存下来。
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
1939 年 8 月，时任 129 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
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 9 月与卓琳结了婚。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
但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小平到了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 在 129 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 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 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
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 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 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 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书了。
2014 年，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 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 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 1976 年 6 月，邓小平移住在东交民巷时给在 301 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宽慰。 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东交民巷 17 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保护措施。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 无奈之下住进了 301。邓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转圈散步。6 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人身安全无忧，意味着与家人不再音讯隔绝。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老伴递了这张纸条。 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 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助 力。
“文革”期间，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 邓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他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
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老生病，当时还没有结婚。邓小平做了长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让邓林离父母近一些，以便照顾她。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邓小平说： 邓林即将毕业， 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1970 年 2 月 9 日的信)。
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文革”初，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1971 年 2 月 3 日的信)此时邓小平已接近 70 高龄，卓琳也快 60 岁了，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把邓朴方送来南昌”。 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 年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邓小平的这些 家书呢?与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 掌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之前有人说，1993 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次谈话，没有写信，透露出邓小平对晚辈殷切的希望。
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
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 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
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
当下的一些贪腐案例显示，不少贪官背后有个贪婪的老婆， 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权力滥用在亲属身上?共和国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的故事，给所有领导干部 做了生动的表率。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 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 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 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
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
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 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 2 年 7 个月，“一家 7 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
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 10 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 10 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 10 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1952 年 11 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 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 12 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 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 1952
年 10 月 27 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 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 27 日寄去一信，请于 12 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
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 11 月28 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 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 年 4 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 6 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任弼时大喊陈独秀
1927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彭德怀摘画像
1949 年 10 月 1 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 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 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彭德怀的“特权”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 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
“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刘伯承独创“重叠待伏”战法同一山沟两次歼灭日军
1937 年 10 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 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 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 10 月 26 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 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 在步兵 200 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 300 多人，缴获骡马 300 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 10 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 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28 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 100 余骑兵和 300 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 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 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不做“红墙里的贵族
有一天，刘伯承带着子女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才知 道园区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正准备返回时，中山陵 的负责干部赶来邀请他们进入参观，但他一口回绝。回家的路上，刘伯承对子女说：“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 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 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 加 8 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刘弥群参加，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960 年 8 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 P-2 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 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 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 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叶挺将军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
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 令部所在地——恩施。
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 一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 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 曾亲以“老同学”之名，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受。
陈诚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 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苦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 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没有为五斗米而折断自己硬朗郎的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抬头挺胸做一个真正的人。
先行者李大钊：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国家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 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漫 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
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 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1889 年 10 月 29 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 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 舞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 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 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 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 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 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 生实践。
1920 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 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钊的内心都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时， 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7 年4月 28 日临刑前，他对其他 19 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每月收入 240 银元，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让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 50 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 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不久前的一个上午，在李大钊故居中，来自天津市 铁路运输法院的23名法官、干警正在重温入党誓言。政治处主任朱健告诉记者，此次参加重温入党宣誓的是近年来单位新进的大学生，目的就是继承烈士的遗志，保持共产党的 初心。
一名在李大钊纪念馆参观的党员说，95 年过去了，先驱大钊前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后继。大钊先生的精神，有后 来者传承;大钊先生强国富民的期盼，有后来者完成!
高瞻远瞩：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 1931 年的一份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
件4年后，年仅 36 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份中共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 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秋白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1899 年1月 29 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 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 年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状况。1921 年5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 党组织，1922 年 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 年1月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 年6月 15 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他译配的中文版《国际歌》，法文“国际”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一直沿用到今天。同年7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1927 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8 年6月 18 日至7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 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 年8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 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参加 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 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 年 4 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 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 保管处保存”。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 20 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 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 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 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4 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 18 日，他坦然走向刑场， 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1950 年 12 月 31 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 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 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 利的坚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 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
《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提出入党，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 仰。1950 年 3 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 年 10 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
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 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
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 年 4 月 28 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 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 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
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 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此次讨论宋庆龄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
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 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 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 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 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
1957 年 10 月底，中央决定组成一个重要代表团前往莫
斯科，参加当年 11 月 7 日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40 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提名宋庆龄为代表团主要成员。这 个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宋庆龄虽然是 非党人士，但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宋庆龄当成自己同志看待。
生命最后一刻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1 年春，88 岁高龄的宋庆龄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她的病情。看到宋庆龄病重，王光美专程前往中南海求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了宋庆龄多次要求入党的问题，并询问说：“如果宋副委员长现在仍然要求入党，中央是否会批准?”胡耀邦当即表示：
“如果她现在还有要求，中央一定会给予考虑。”王光美在得到中央的意见后，再次探望宋庆龄。她握住宋庆龄的手说：
“ 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入党， 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一想法?”病中的宋庆龄对王光美点了点头，表示她同意入党。 王光美又问了三遍，已不能说话的宋庆龄接连点了三次头。 王光美当即在宋家要通了胡耀邦的电话，把宋庆龄的意见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5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5 月 29 日晚 8 时 18 分，宋庆龄在京溘然长逝。宋庆龄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 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
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 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 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 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 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不为一台照相机搞特殊
1954 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临行时，
他 15 岁的儿子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事聊天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使馆的同事当真给买了一台。回国后，董必武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这件事，并叫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照相机市价的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老董的脾气，知道他一贯公私分明， 就留下了照相机。
李先念借马帮助老百姓娶老婆
1939 年起，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豫鄂边区，孤悬敌后， 开辟抗日根据地。李先念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从一件小事中可见到他是如何走近群众的。
有一年冬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县白果树湾 的一家老百姓却犯了难。这天寒风凛冽，村里的路面已被冻成“玻璃”，异常光滑，迎亲的队伍根本无法抬着花轿在上面行走，老百姓一时都犯了愁。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的军队士兵和老百 姓聊得很热，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眼看迎亲的时间就要到 了，村里的人只能干焦急。
“就让新娘亲自走上门咯。”士兵们和老百姓开起了玩笑。显然，这是“不合礼数”的，农民们虽然平时在衣食住 行方面不讲究，但真要到了这种重要的节日他们可不敢有半 点马虎，毕竟这是“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不经意间，这个笑话传到了李先念的耳朵里，他马上脱口而出：“这有什么难，就骑我的马，风风光光多气派，就这么办!”
当时村里只有李先念拥有一匹枣红马，这是组织专门配备给首长的战马，村民们和士兵们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长的马，但是李先念一再坚持：“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当士兵把这个消息告诉迎亲的老百姓时，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禁不住感叹道：“这样的首长打心眼里为老百姓，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一心想着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就连这样的小事也替老百姓着想。”
李先念下连队检查工作自称是通讯员
1943 年的一天，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到 43 团一连去检查工作，正巧赶上连里开饭。为了不打扰战士们，他就径直走进火房，要求炊事员给点饭吃。也是凑巧，这个炊事员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还没有见过李师长的面，而站在面前的这个人风尘朴朴，洗得发白的灰军装上还打着几个补钉， 于是就问他是那个连的，李师长嘿嘿一笑说：“我是通讯员。”
这个炊事员一听就火了：“通讯员只能到营部去吃，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去，去，我这里是按人派的饭。”
“糟!遇上铁面包公，看来要饿肚子了。”李师长心里这么想，却并不生气，反倒笑着说：“你这个规矩自然是要遵守的，可营部的饭吃光了。哎，下不为例，少给点吃的可不可以?”
炊事员见此真是感到为难，正搓着两手不知如何是好， 李师长的警卫员林喜来找来了：“哎呀，师……”又是巧得很，这个炊事员与林喜来是同乡，不等他下面的话说出来就忙迎上去说;“是喜来!你来办么事?”
林喜来对师长歉意地一笑说：“我来护送首长。”
“首长?哪个首长?”
“李师长呗!”
这个炊事员一听可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李师长。林喜来也是一惊：“怎么，你还不认识……”
李师长忙打断他的话，哈哈大笑：“小林呀，你这位老乡好狠啰!硬是不给我饭吃。”
李师长的说笑声惊动了连里的干部战士，大家呼喊着
“师长”拥进了伙房。“好狠”的炊事员这才如梦初醒，忙擦擦头上的汗向师长赔礼道歉。李师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执行规章制度就是要‘心狠’，就是要坚决嘛。好，好!看来我这个通讯员还不如你呀!”
李先念无惧“降六级”
1937 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 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六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
“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 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 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
“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1980 年 1 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 400 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 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400 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王树声大将住平房去世
60 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 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 18 年， 直到他长辞人世。
开国少将肖永正规定面前人人平等
1935 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 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
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 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 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
《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 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 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
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 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 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
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 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
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 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贺炳炎探亲“三辞刘专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
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 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 一家去住。
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
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
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 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
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
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饿倒在粮食挑子旁的粮草官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 24 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
运粮队头一天走了 120 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 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
“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
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 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 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 连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 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
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 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
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 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
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 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 5 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 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
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胡锡奎与一个数字的故事
6 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
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 2993 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
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 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
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 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 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
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
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
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 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
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 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王树声搬家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 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
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 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 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 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 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
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
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
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 来的。”
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 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何耀榜司令为战斗拒绝高位截肢保守治疗
何耀榜同志是鄂东军区的副司令员，身负重伤，特别是 双脚感染溃烂，如不及时治疗，将会危及生命。
10 月 13 日，六纵卫生部人员看了何司令的伤情后，顿时一个个严肃起来，霎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空气仿佛凝固了。良久，还是所长王子丰首先打破沉静，缓缓坚决地说：
“事不宜迟，必须立即施行高位截肢手术”。何司令从同志们的表情上已经看出自己的病情不寻常，但一想到今后的战斗，没有腿，可怎么办?于是以探询的口气说：“能否不截肢，保守治疗?”“只有截肢，且只有在膝盖上部截肢，治疗才有把握。”医生们耐心解释着，他们多么理解司令此时此刻的心情呀，对于一个驰骋沙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将 来说，有什么比一双健全的脚重要呢?可眼下何司令的伤情 太严重了，不截不行啊!
“要截肢，必须在膝盖以下。”何司令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你们讲的道理我懂，不过，锯掉膝盖以后，我连马都不能骑，还怎么指挥打仗呢?同志，请想想办法吧，倘若手术真的失败了，我毫无怨言!”这是多么高尚的精神，多么伟大的人格啊!
王新亭将军的家规
1963 年的一天，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上将王新亭同志，偕同夫人田维新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为外国军 事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当王新亭夫妇谈笑风生地和大家握手的时候，一个青年军官走到田维新面前举手敬礼：“妈妈，您好!”人们同时一惊。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看那年轻军官和田维新同志，又不无 疑惑地望望王新亭将军。其中的一个负责同志正要开口询问王副总长，王新亭将军右手一挥，笑着说：“进去吧，时候到了。”
人们疑惑不解，似乎在问：“王岳生的父亲不是总参的参谋王进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王新亭和田维新有 6 个孩子，其中就有 5 个参了军，为了叫他们丢掉高干子弟这根拐杖和大红伞，经受一个 普通战士应有的锻炼，还是在大儿参军之前王将军就和田维新商量立了一条家规——“子女从军纪律”：孩子入伍填表时，在直系亲属一栏中只准写：“父亲，王进，总参谋部参谋”，入伍后不许透漏父母亲真实姓名和职务，否则就是违反纪律、破坏家规。
以后，他们的 5 个孩子先后在南京、北京、二炮等部队服役，个个都严守了这条家规，因此和他们一道共事多年的 战友，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王新亭将军的子女。
刘华清力劝弟弟在家种田
在刘华清将军的故乡湖北大悟县吕王镇刘家院子，还有他的一个亲弟弟刘梅清在家务农。据 78 岁高龄的陈文清老人回忆说，家人每次去看望刘华清，他总会给家人一点路费， 但绝不多给钱。有时，家人和他谈及安排工作、找关系、要钱之类的话题时，将军总会很不高兴，且绝不会办理。
有一年，老县长黄世鹏和刘梅清拉家常，说：“你家老三当这么大的干部，你怎么还在家种田?”刘梅清说，1947 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华清回家吃了顿午饭， 这是他投身革命后第一次还乡。临走时，刘梅清想跟三哥一起走。刘华清说，“弟兄四个，就你身体最好，希望你在家把田种好。你留在村里有田种，有活干，不是很好吗?”就因为这句话，刘梅清守着老屋当农民。后来，刘梅清为自己的事去找哥哥，都被拒绝，便当了一辈子农民。
黄世鹏说，刘华清做事很讲原则，他没有因为“亏待” 弟弟而照顾子侄辈，刘梅清的一个儿子还是因为参军转业， 才得以到国税系统工作。
刘华清上将为何两次“走后门”
刘华清上将被誉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他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居然也曾找人“走后门”。一次是找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家乡在湖北省大悟县，这
次“走后门”就是为家乡说话。国家计划修京珠高速公路时， 地方希望高速路过大悟，以带动老区经济发展。刘华清认为这个想法十分合理，也符合国家有关扶助老区发展的政策， 于是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写信反映情况，他这次
“走后门”如愿以偿，给家乡人民送了一个“大礼包”。 还有一次是找中央有关部门。这次“走后门”还是为家
乡说话。大悟县磷矿资源丰富，1983 年，大悟县向省里和中央建议建磷铵厂，并将这个意图向刘华清汇报。刘华清觉得建议很合理，于是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后来国家计委派人到现场调查研究，批准了这个项目，这次“走后门”，他又一举成功，给家乡人民送了一个“聚宝盆”。
心系革命老区，不忘家乡父老，这就是刘华清的赤子情 怀、平民本色。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的“罢宴风波”
王必成将军作战机智勇敢，带兵号令如山，令敌闻风丧胆。抗战时期，所部新四军一支队二团，被江南百姓称为" 老虎团"，他本人被称为“王老虎”。解放战争时期，率华野六纵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王牌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敌名将张灵甫，闻名全军。和平时期，本色不变，以对党的事业的赤诚忠实，对工作的勤恳扎实，对战友的忠厚朴实， 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铁骨柔情的英雄形象。
王必成将军吃饭喜欢一人独餐，一桌一椅，一碗干饭， 两碟小菜。很少与家人共餐，几十年如一日。他下部队视察， 凡摆酒宴的，均严词拒绝。直到宴席撤去，他才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他下部队经常会上演“罢宴风波”。从不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作出的决定，言必信，行必果。
宛希先坚决跟着毛委员干革命
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遇敌人的包围，卢德铭在突围战中不幸壮烈牺牲，部队减员较大。1927 年 9 月 29 日，
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起义部队剩下不到 1000 人，又因总指挥的不幸牺牲，余洒度等人不断散布流言蜚语，队伍里笼罩着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部分干部士兵徘徊动摇，有的开小差，有的想回家。起义部队再次面临分崩离析的险境。 这时，宛希先果敢地站出来，协助毛泽东了解和分析部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士兵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在毛泽东主持的前委会上，宛希先和其他前委围坐在毛泽东身旁，热烈讨论了三湾改编的许多问题。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实行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第二天，三湾村前，毛泽东向全体官兵宣布了前委的决定，然后宣布“愿留则留、愿走则走”，回家的每人发五块钱路费。毛泽东的话刚刚讲完，宛希先第一个站到毛委员身边，带头举起右臂，高呼“坚决跟着毛委员干革命” 等口号。在宛希先的鼓动下，一大批战士争先恐后地站到前面，愿意跟着毛委员，“坚决革命到底”的口号此起彼伏。在这种气氛感染下，一些想回家的战士也纷纷表示愿意留
下，只有少数人离开了部队。30 多年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感慨地说：“宛希先是革命的追随者。”
王宏坤将军觉得自己不行
王宏坤上将系王树声大将堂弟。从容大度，打起仗来足智多谋。他从小没进过学堂，红四方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 为了能学文化，先后两次求毛泽东为他写介绍信深造，主席也先后两次亲自为他向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写推荐信。在中央党校，他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他越学越知自已的不足。
1937 年，中央拟定他去鄂豫边组建新四军五师，由他任师长。他对自己进行全面分析，感到自己文化水平还是很低， 要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实在困难。他向康生提出，还是回一二九师当三八五旅旅长好，不能让自已影响了革命工作。并求康生向主席求情。几天后，王宏坤接到中央通知， 毛主席批准他的要求，另派李先念去了鄂豫边组建新四军五师。
1950 年 4 月，王宏坤接到命令，调他任海军副司令员， 一下子提了一大格，而且要他速到北京任职。王宏坤发呆了： 海军是新兵种，高科技、现代化装备的部队，指挥官的水平要求高，自己的水平能胜任吗?他求李先念向毛主席申请降级，李先念劝他还是去上任，不要让主席为这点小事操心， 边学边干，能胜任的。王宏坤去北京上任后，又暗中让人向
毛主席提出，他当不好海军副司令，下基层干什么都行。毛主席在一个有王宏坤在场的会上特意说：“不少同志觉得适应不了革命需要，难以胜任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这些人 还不想法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军队，让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来笑话我们无用吗?边学边干，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万能的，都是干中学来的。”主席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王宏坤听了很受教育，这之后他才安心在海军工作，深入钻 研，为新中国的海军初创立下了汗马功劳。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 120 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 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 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
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 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
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 5000 余里，掌
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 84 个大小风口， 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胡耀邦不做“过路神仙”
1963 年 5 月间，胡耀邦带领地委工作队到浏阳农村做社会调查，到达浏阳后，立刻就召开了“四查四帮”运动动员大会。会后，胡耀邦到了官渡区的沿溪公社联盟大队调查， 召集部分农民开座谈会。会上一些农民反映大队长张启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并且有经济上“四不清”的表现，进而怀疑此人经济上也有问题。胡耀邦便在这个大队住了一晚，想亲自把张启流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但第二天他因突然另有急事要去处理，于是留下两名工作人员后就匆匆走了。
张启流得知胡耀邦要调查他的问题，但这位大队书记不以为然，放风说，胡耀邦是过路干部，湘潭地区这么大，十个县，走一遍都来不及，不可能管到一个小小生产队，今天来明天肯定走，我不怕他。他得意洋洋地对群众说：“你们想告倒我么?哼，别高兴得太早，上面来的人都是‘过路神仙’——歇歇脚就走了!”然而，张启流怎么也没料到，两天后胡耀邦又回到了联盟大队。他听说张启流大放厥词和洋洋得意的情形后，哈哈大笑地对群众说：“好家伙，好家伙，真有意思!”接着，他又对彭仲先等陪同的干部说：“我就不当‘过路神仙’，我住下来，不走了，不查清问题，不收兵!”胡耀邦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彻底查清了大队部的经济账和
存在的经济问题。他对张启流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又本着 实事求是和教育挽救的原则，合情合理地对张启流作出了处理。
五位战士渡乌江
1935 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 250
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 10 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 18 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 9 时左右，18 人中的 8 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 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 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 只竹筏同时强渡，3 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 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 2 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 4 人登第二筏， 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 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 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 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 样的被突破了。
六只木船过金沙
当红军到达金沙江畔后，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兵分三 路抢渡金沙江：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以 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三路 人马均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赶往各自的渡口。一军团和三军团各自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都因没有渡河工具，而被阻 在金沙江畔。
这样，红军全军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纵队 身上。
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乘守敌疏于防备的情况下，弄到了两只船，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过江后才知道，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仅有一个收税哨卡。当红军战士冲进哨卡时，从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官兵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川军的 4 只船，
连同原先的两只船，现在已经有了 6 只船。
不久，红军千军万马靠着这 6 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当时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过江的呢?陈云曾回忆说：
“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渡河司令部。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
只得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红军的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还与极好地组织船夫密切相关。船夫第一天只有
18 人，后来增加至 27 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党的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当时每天日夜工资大洋 5 元。工人“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渡河以后，除工资外，各给船夫大洋 30 元，因此船夫对红军颇有好感，很多人因此参加了红军。
在休整中扩军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 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 20 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 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 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 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 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坐筐过绳桥会师
1935 年 6 月 14 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 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 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 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 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 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红军女战士“接受检查”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 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 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 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 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 欢迎。
爬雪山过草地——信念与意志的考验
在毛泽东诗句中，这一缕山脉有个诗化的名字，叫千里 岷山。实际上，它北起甘肃岷县，南至四川茂县，南北贯穿达 500 多公里，四川境内主要为岷山的中段和南段，是岷山的主体。
就在这群山附近，红军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为艰难的道路：雪山和草地。红军三大主力在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 担架员不愿意丢下那些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友，炊事员背着做饭的大锅和尽可能多的食物，很多炊事员在雪山顶上坐下，就永远不能再站起来了。
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身体消耗已经到了最大限度，无法空腹前行，饥肠辘辘的红军开始打量起自己身上唯一可吃的东西。在 13 集团军某红军团 4 连的荣誉室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格外醒目，照片里仅有一条被截去一段的老式牛皮皮 带，皮带背面烙有“长征记”3 个字。这条皮带的主人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红四方面军 31 军 93 师 274 团 8 连周广才。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两条皮带也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它们就是任弼时和周广才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
带。1935 年 11 月，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此时， 红四方面军刚过草地，粮食难以征集，野草也被采完，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吃什么呢?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 3 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但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后，他将吃剩的皮带一直保存着，以作留念。1938 年，任弼时从山西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这条皮带交给了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后来，李少清又将其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半条皮带至今仍保存着用刀分割后的痕迹。
延安故事
一、“挨骂”之后
1941 年 6 月 3 日，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风雨大作，一个响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 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当天，延安 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后，人们一时议论纷纷。这位失去驴子的农民 也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中央保卫部门的人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很快就逮捕了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打算进行追查，并公开处理。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
“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 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 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
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 远也离不开水啊!”并要求保卫部门立即把这个农民送回家。 从民怨骂声中，毛泽东进行了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查找
问题。通过深入调查，他发现确实公粮征得太多，加重了人 民的负担。毛泽东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 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1941 年
11 月 18 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在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 了 3 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最高原则”
抗战初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新党员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目的和动机也不尽相同，导致党内存在着诸多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身的修养和锻炼，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刘少奇对党员干部的作风和修养非常重视。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为争待遇、争个人荣誉而纠缠不休的人。刘少奇满怀感触地说，所谓大公无私、秉公、奉公等等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不要把个人的利益掺杂进去，不要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摆在第一位。
带着对加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思考，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写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 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1939 年 7 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就加强党员修养问题作专题辅导报告，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员在理想信念、思想理论、道德品质、组织观念、 工作作风等方面的修养问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 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刘少奇用这一“最高原则”去教育别人，也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三、“三用”大衣
这件翻领、有腰带可系结的深褐色皮大衣静静地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它的主人是周恩来。这件制作精良的大衣，在革命战争年代，功能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避寒与美观， 被称为“三用”大衣，彰显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1940 年，周恩来将这件皮大衣从苏联带回，在延安时期一直随身携带，时常穿着。1946 年，周恩来就是穿着这件皮大衣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 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见证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
1947 年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夏天把大衣作雨衣来挡雨，晚上将大衣作被子来保暖，冬天再让大衣回归“本色”来御寒，“三用”大衣之名由此得来。
1949 年“进京赶考”后，皮大衣结束了它陪伴主人征战南北的任务，周恩来先把它送给邓颖超穿到 1956 年，后又交给卫士长成元功保存。1964 年 8 月 5 日，这件跟随周恩来24 年的皮大衣终于完成使命，赠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周恩来的这件“三用”大衣，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四、“伤痕累累”的毛毯
这条毛毯，原本的枣红色早已褪去鲜亮，显现出岁月的 沧桑，大大小小的补丁如同皱纹爬满全身。这条曾三易其主的毛毯，见证了长征等中国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更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这条毛毯起初的主人是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董振堂。
1931 年，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来到董振堂所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看望慰问官兵，慰问结束要离开时，天上飘起了雪花，董振堂见朱德衣衫单薄，便将自己的毛毯送给他 取暖。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这条毛毯一路陪伴着朱德翻雪山、过草地，直到红军胜利会师。红军到达陕 北后，朱德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在寒冷的屋里常常要通宵达旦地工作，便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毛毯送给他御寒。
1937 年 4 月，周恩来把这条毛毯作靠垫，从延安乘卡车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途中遭遇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周恩来在指挥部队还击与转移时，仍不忘叮嘱警卫员一定要把毛毯收好。脱险后，毛毯身上留下了十余处“伤痕”，周恩来见后立即派人去织补店修补。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奔赴前线前，周恩来赶来为朱德送行，并将这条仔细织补好的毛毯送还给他，说这条毛毯又能御寒，又能防身。朱德欣然收下，带着它又开始征战南北。期间因火烧和磨损， 毛毯再添新“伤”，但经反复缝补，毛毯始终伴他左右。
朱德这条缀满补丁的毛毯，是他一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出台，“三严三实”等专题教育开展，是对老一辈共产党人形成的党的优良生活作风的继承与弘扬，
有助于遏制“四风”反弹，建设清廉政治，促进党的作风建 设全面深化。
五、党的“骆驼”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其 46 年的人生岁月里，他披肝沥胆、鞠躬尽瘁。叶剑英称“他是 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 较”。
敢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斗争。 红军长征路上，他和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分裂红军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红军主力。
1938 年2 月回到延安后，为了排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到延安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 的工作横加指责，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方针，对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 介石为首的国民党。1938 年 4 月 14 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
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他的发言生动、翔实，说服了大多数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6 月 11 日，主席团做出了《关于中国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此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任弼时出色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有力地排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
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人 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再现了 1949 年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
“战斗打响后，从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 果从江北往南岸看，就可以看见无数只小红灯在闪烁，非常壮观。”徐法全当年是 27 军的一名侦察排长，回忆渡江时的景况，他仍然激动。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 经下降至 200 余万人。蒋介石以为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天堑长江难以逾越。
在宜昌至上海间 1800 余公里的长江沿线，蒋介石部署了 115 个师约 70 万人。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 100 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
1948 年 12 月 30 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被中央军委赋予了渡江战役的指挥权，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组成了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
1949 年4月 20 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历时 20 天的和谈至此破裂。是日晚 11 时，解放军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达了“开始渡江”的命令。
仅一个晚上，中集团 30 万大军就全部过江。而此时，“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才通过收音机、报纸和传单， 传遍长江前线的每一个阵地。
21 日下午开始渡江的西集团，代价更小，第一批渡江的6 个兵团仅损失 10 人。
是日晚，东集团发起冲击。仅用十几分钟，突击队就登 上了南岸。而作战最紧张之时，江阴要塞的 3000 余名国民党官兵突然起义。
几乎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林则徐侄孙、国民党海军 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大小舰艇 30 余艘，在长江下游南京东北4公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
徐法全说，蒋介石集团曾经想依靠长江阻止我军前进。 他们说：长江自古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可我们只用4天，就让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成了‘豆腐渣工程’，百万大军胜利渡江。”
西柏坡：“赶考”永远在路上
7月的西柏坡，游人分外多。在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游客们争相在这里拍照留念。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的西柏坡，是太行山东麓、滹沱 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庄。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工委来到平山县，确定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1948 年 5 月，毛泽东等来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从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西柏坡廉政教育馆有个“进京赶考”展点颇为引人。 这个展点利用幻影成像手法表现了毛泽东率领走过炮火硝烟的共产党人，于 1949 年 3 月 23 日，从西柏坡意气风发地“进京赶考”的历史片段。
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就在“进京赶考”十多天前，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来到会议旧址，记者看到，记录桌、座椅、作战地图等 物品都按原貌布置。
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刘晓晓告诉记者，当时，这个会场是一个“大伙房”。因为那时条件艰苦，中央把这个伙房临时布置成了会场。“中间是主席台，两边的方桌是记录桌。开会的时候，其他委员也是来得早的往前坐，来得晚就自动坐在后面，没有固定的席位。可以说，这是舍弃了一 切形式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为使全党同志保持清醒的头脑，接 受执政的新考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和告诫。
“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复杂形势，分析了胜利后我们党内可能出现的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说，“直到今天，‘两个务必’仍是我们党如何执政、如何执好政的重要法宝，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会后 10 天，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毛泽东说：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把赴京建立新中国比喻成‘赶考’，体现了党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有 很强的忧患意识，很强的执政自信。”康彦新说，在当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赶考”永远在路上。
“群众路线永远不过时”
——重温淮海战役支前故事
年近九十的魏玉华,跟许多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一样,说不出自己的生日,有时也想不起几十年前亲历的苦难和荣耀。但她清楚地记得,68 年前与村民一起支援淮海战役前线时热火朝天的景象。
“俺一说要去支援前线,村民都来领任务,家家生活困难, 但分配任务时没有一个提意见, 因为大家都欢喜解放军。”魏玉华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圆圆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1947 年,魏玉华当上江苏沭阳县王刘村村长。一年后的冬天,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爆发。热心的她组织 2000 多名村民碾米磨面、赶做军鞋,用小推车装上四、五个麻袋,冒 着枪林弹雨,一趟一趟地推着往前线送。
老人的话语将记者带回人民解放军以 60 万大军战胜国民党 80 万人马的那段激情岁月。
在那66 个昼夜的战火中,543 万群众奋勇支前,平均一名解放军身后就有 9 名普通百姓“护航”。男女老少齐上阵,给解放军送军粮、送衣被、送武器、运伤员,仅小推车就动员了 88 万辆,能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两行。
如今,位于徐州凤凰山东麓上的淮海战役纪念馆,特地规划出人民支前展厅,里面的 512 件文物、照片等见证了广大群众支前行动中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记者在展厅一处看到,并非稀罕物品的“民工三件宝”
——狗皮、蓑衣、葫芦瓢,记录着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狗皮取暖,但大多都被铺在了伤员的身下;葫芦瓢用来吃饭喝水, 但大多都给难以行路的伤员接过大小便;蓑衣防风防雨防雪, 但大多被盖在了伤员身上。
纪念馆编研文保处处长贾萍说,为了挖掘更多珍贵的红色记忆,工作人员从两年前开始对淮海战役亲历者进行抢救性采访,至今已采访 200 多人。在做口述史之初,她一直充满好奇——中国共产党何以得到百姓如此拥护?
将散落田间的老百姓变成民工队伍,靠的是党的凝聚力。“在调研和采访中我们发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 对百姓态度友好。党的性质和作风让百姓有公平、幸福的感受,看得到进步的力量,百姓才会相信,跟着党,有奔头。”贾萍说。
在魏玉华看来,百姓跟党亲,是因为党时时处处为百姓做榜样、谋出路。“没有当兵的受苦,哪来今天的生活”。
在她的记忆中,战争年代的解放军跟老百姓亲如家人, 村子里的解放军经常主动帮助百姓干农活、收拾院子,当百姓从锅里给他们拿大饼、红芋时,他们总说不要。
“部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吃人东西,不拿人东 西,给了钱才肯要。”老人提高嗓子说。
纪念馆馆长蒋越锋认为,用淮海战役中“小推车”精神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很有必要,这对于如今党的各级干部把党的政策变为自身和群众的行动、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 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 历史证明, 党要密切联系群众, 群众路线永远不过时。”蒋越锋说。
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 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 和传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
早在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 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毛泽东认为偷 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 队伍，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不拿老百姓 一个红薯”。1928 年 4 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又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项纪律，修改为“不 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这是我们党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早期规定和生动体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只有真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打破敌人围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因此号召大家：“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 不能看轻。”
1945 年 6 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这是第一次将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始终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项严明的纪律，坚持不懈 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 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运用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觉维护群众 利益。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从本质上说也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体现。1979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后来，他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这是党章关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最新表述。2015 年 10 月， 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进行严肃处 理。这些都是我们党严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这项纪律的生动鲜明体现。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史
1925 年10 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5 年底至 1926 年初，他受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的报告，后来由向警予等根据其笔记加以整理后在党内流行，这是中共的第一部党史。按蔡和森本人的总结，这部党史“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这部党史开篇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 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由此可见，蔡和森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史研究的，蔡和森不是就党史说党史，而是将其放置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框架中予以观察分析，体现了他的理论追求与广阔视野。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但党的第一个章程是在 1922 年召开的二大通过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共有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 附则。二大党章将纪律单列一章，下有九款条文，占整个党章 29 款条文的三分之一多，可见党在成立初期即很重视以纪律约束党员行为。二大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又开列了八种开除党员的情形，包括“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
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
中共党旗长期没有统一样式。今天我们参观位于武汉的中共五大会址时，可以看到会堂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画像，画像右方悬挂中共党旗，这面党旗以红色为底色，正中以黄色写着 C.C.P 三个字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194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党旗式样， 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还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的党旗分发给各主要机关悬挂，这是中共第一批制式党旗。1945 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七大，会场上悬挂的党旗左角上是锤头镰刀，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党旗基本相同。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对党徽党旗的规定，并单列为一章，这一做法沿用至今，十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
1922 年 9 月，中共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
1922 年 9 月至 1925 年 8 月这三年时间中，安源这个位于赣西萍乡的煤矿小镇一跃成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党校是中共第一所党校，它于 1924 年 12 月开学。开办初期由安
源的党组织与团组织各派 30 人进入党校学习，刘少奇、汪泽楷等曾在党校授课，学习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俄国共产党史、国际青年运动等，党的四大后又重点学习了四大 通过的各项决议。安源党校的优秀毕业生还曾被派去苏联继 续深造。安源党校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日后党校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