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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宪民摄影手记：悠悠黄河情 　　 　　我是从黄河岸边走来的，黄河就如同我的母亲。 　　1976年初，我怀着深深的思乡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踏上了这片土地，就如同见到了暌隔已久的母亲，我激动得眼前似雾似雨。
　　
　　1978年春，我带着一种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怀着反思后的清醒重返故乡，开始了《黄河人》的拍摄。二十几天的辛苦奔波，我将自己融入了众多的为我所熟悉而又陌生的父老兄弟姊妹之中。无论是在熙来攘往的集市中，还是在人迹稀少的黄河岸边上，目光所及，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黄河人，他们勤劳忠厚、默默无闻、宽宏大量，他们没有奢望，只有付出，肩负着生活的重载，心中充满着真情，这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基石。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可贵气质与博大胸怀。
　　
　　
　　时隔三年，当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时，故乡的变化让我目不暇接。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商品经济也在撞击着我的家乡。都市人的时髦在这里已不再陌生和怪异，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天下来，我疲惫得头重脚轻，但却满载而归―我拍摄了数千幅《黄河人》的众生相。
　　
　　
　　随后的这些年，我又无数次回到黄河岸边。在《黄河人》的拍摄中，虽然备尝艰辛，我却感觉甘甜；虽不能说完全领悟了摄影之真谛，却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正是如此，我才真正对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黄河人》的创作给了我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反映生活，向生活深度和广度拓展的契机，也给了我重真情、不粉饰，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醒悟。
　　
　　
　　黄河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首永远也弹奏不完的雄浑的交响曲，是一个令人永远沉思冥想感慨万千的故事，我愿将我的全部激情随同奔腾的黄河一起融入这蓝天大地。
　　
　　朱宪民――黄河人
　　
　　在整个新时期摄影家的风云人物中，朱宪民是一个颇具传奇的人物。他从1978年离开吉林进入北京，从一个普通的中国摄协的工作人员到今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位置上的升迁就算是一条笔直的红线了。其间他还做过一个杂志的主编和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朱宪民都实现了。他这段传奇的经历，恰好和整个新时期的历史重合。所以，解读朱宪民就是从一个角度解读新时期摄影的部分历史。
　　朱宪民，一个生长在山东和河南交界的黄河岸边的农民子弟，从小聪颖，对未来一直有着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好像并不实际的人生梦想。1959年，不安分的他，从家乡出发独闯关东，到辽宁抚顺投奔姨妈，并经人介绍在照相馆做学徒。这是一份再好不过的工作，因为照相馆在落后的中国一直是一个最具文明特征的行业。朱宪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直到1963年考到吉林省戏曲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舞台摄影，终于实现了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梦想。从小就显露出视觉艺术天赋的朱宪民，命运也似乎分外垂青于他。在解决了身份问题之后，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对他毕生从事摄影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一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于祝明先生，一个是吉林画报社的郎琦先生。前者给了他与照相馆完全不同的摄影意识，后者则将他引入了专业摄影记者的行列。
　　
　　1968年，朱宪民从戏曲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被郎琦推荐到《吉林画报》当了一名正式记者。这一人生转折，才是朱宪民摄影生涯的正式开始。那个时代的摄影记者，唯一的任务就是结合政治形势进行宣传报道，所以朱宪民也练就了一套摆布、导演、用摄影遮蔽生活真相的本事。这种从新中国解放以来的拍摄方式，长期是中国摄影记者基本的工作方式。
　　**结束后的1978年，朱宪民的命运再次出现重大转折。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国摄影学会(现中国摄影家协会，1979年由学会改为协会)负责人之一的老摄影家吕厚民，到吉林视察工作，认识并看上了年富力强的朱宪民。在他积极地筹谋下，这一年朱宪民借调到北京中国摄影学会，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路。
　　从地方媒体进入北京中央单位，朱宪民的视野突然开阔。刚到中国摄协时，他在展览部工作。每天见到全国各地涌来的无数摄影稿件，朱宪民对全国的摄影水平自然了然于胸。这并未超出他的意料，大家的水平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多年政治宣传摄影训练出来的路数―三突出、红光亮。从小养成的好学习惯，让进入北京的朱宪民寻找一切可以提高自己的机会。刚好，两个机缘开拓了他的视野：一是他初到北京，即逢北京四月影会的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展在中山公园兰室展出；二是他在摄协工作期间阅读了大量国外的摄影资料。有心的朱宪民夜夜在灯下阅读，他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影像世界。这是另一个视觉信号系统，观看方式、方法也完全不同于中国人。这些资料里的世界是那么热闹，无数的面孔、事件，让朱宪民看到了纪实摄影的魅力。虽然那时纪实摄影这个词汇还没有传到中国，但这种记录方式和观看手法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等名字也渐渐被他所熟悉。这一切，都为朱宪民后来拍摄方式的转变做了前置的思想准备。
　　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朱宪民。1979年，中国摄影学会接到一个接待法国摄影家的任务，朱宪民作为具体陪同人员前往。这位名叫苏瓦约的法国人是纪实摄影师。朱宪民陪他赴新疆、内蒙、云南采访。第一次和外国摄影者这样近距离接触，朱宪民茅塞顿开。他发现苏瓦约在拍照上绝不摆布，也不使用三脚架，全部是快照式的抓拍。朱宪民和他语言不通，而且当时的外事纪律也不许交谈工作之外的其他话题，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交流。但朱宪民却在旁边偷偷用心观察苏瓦约的拍照观念和方式，看他的站位，看他使用的镜头，看他如何在纷乱的生活景象面前选取镜头。苏瓦约的拍照在观念、拍摄方式上随意、自由，专注生活中人们自然流动的动作神态和环境之间忽然形成的有意味的关系。朱宪民发现苏瓦约经常使用广角镜头，而当时的中国摄影师普遍使用长焦距镜头远摄，以为方便偷摄，不惊动被摄者；广角镜头则被认为是用在特殊狭窄场合的专用救急镜头，因为它的变形是无法忍受的。苏瓦约用广角镜头贴近被摄者的手法，给朱宪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陪苏瓦约一行，朱宪民大有顿悟，看到了一种自由的拍照方式，一个对他来说伟大的想法也油然形成―用这种拍照方式回到黄河岸边的家乡去拍摄自己的父老乡亲。
　　朱宪民的想法形成后，立刻开始了实践，而且一千就是二十多年。他利用时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拍摄老家周边十几公里的区域。于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陆续见到了朱宪民拍摄的这些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像。朱宪民的现实主义倾向，让人们看到众多刚刚开始走向改革之路的农民形象――他们依然穿着黑色的棉袄，手上捧着粗瓷大碗，后面的背景是灰色的土坯房屋。朱宪民的语言是如此朴实，以至于在当时的语境中显得有些突兀。他的作品基本都是黑白的，虽然那时他已经开始担任《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每天所见基本都是一个缤纷的彩色作品世界。朱宪民的镜头中绝大多数都是风尘仆仆的农民，他很少拍摄城市景观下的人物，他对城市好像一直找不到感觉，虽然他在刚刚告别少年之时就进入了城市。或许这种别离给他造成了对农村生活的新鲜感，他依然能够发现那些满身灰尘的人们在田间和集市上活动所构成的、特殊的中国农村社会景观。我们在他这段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几千年农耕文明在现代化之前最后的余韵――各种各样的手工艺生产方式和其上的集贸交易。这是一个完整的图景，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所产生且相伴的人类历史景象。朱宪民给自己的作品系列命名为《黄河人》，并不单纯出于自己拍摄活动的区域性考虑，而是想将内心中久存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进行摄影的表达。长江、黄河、长城，这几个文化情感符号，确实早就成了全体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溶入到血液中的时代移情对象，朱宪民当然也不例外。朱宪民按照这个逻辑，将自己的拍摄对象范围，在以后的实践中渐渐扩充到了整个黄河两岸的人们。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作品中最生动的“黄河人”，还是他熟悉的中原黄河之畔的父老乡亲们。在这些作品中，那些中原人们的生活、状态，朱宪民都能敏锐准确地表现出其特点。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早就超越了他自认为的情感寻找，而具有了记录历史的文献价值。这可能是朱宪民在《黄河人》拍摄之始所未能预料的。
　　朱宪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拍摄的《黄河人》，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重要的摄影现象。朱宪民也因此进入了当代新时期中国摄影史人物的前列。他和李晓斌、侯登科、安哥等人，共同以一种个人观看的视角，记录了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为中国摄影史和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影像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