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传奇经历。“文革”开始时我正上初中，然后和大多数城市学生一样去农村插队，接着是当兵，进工厂，“四人帮”垮台后考入电影学院。所有这些经历，几乎都是与时代的发展同步的。我区别于他人的特点，就在于我是挺好想事的人。从古到今，凡是能做出点学问的，通常都是有点闲。我除了拍电影之外，也是有点闲，能想许多其他的事情。
　　我这些年的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心准备长大后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思想中打下的这个底色，决定了自己想事的基本路子，至今还在对我产生影响，恐怕今后也很难改变。
　　我十分憎恶从小加在我头上的那套教育制度。尽管那是一个美丽的童年，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时期，但是，我不喜欢北京四中这个学校，在把学生按照社会既定模式进行铸造方面，它不过是比成千上万普通学校做得更出色一点。这套教育制度的特征是：以一种非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学生只讲正面的东西，不讲反面的东西，使孩子从小就产生一种社会幻想。20世纪60年代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新乌托邦思想的产生，与这种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教育思想中，没有突出一个把学生看作是人的观念，而是采用强制的、灌输的方法，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这种教育目标是把学生培养和塑造成将要分布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它的最终结果是，造成学生思想盲从、意志脆弱和毫无创造精神。这样就可以解释，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人在国家和民族命运突变的关头，为什么会措手不及乃至一轰而起。因为他们所继承的，是古老文化所遗留给他们的传统人格，他们从来就不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文革”的严酷现实，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使我对理想主义和某些革命口号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因为我并没有试图用“全是扯淡”这类虚无主义的话来简单地代替冷静的科学的反思。
　　我小时候在学校历来是好学生，但“文革”开始后，突然在某一天变成了“黑帮子女”。学校的红卫兵到我家去抄家，一个上午的行动把我多年积累起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信念全部打碎了。如果我是走资派的子女，那还好一点，因为毕竟是共产党的孩子。可我的父亲当时却被说成是有历史问题。因此，在北京四中那样一所贵族学校里，我格外受到歧视，一方面受干部子弟的歧视，一方面受工人子弟的歧视，三天两头点我的名。当时，我的确是非常自卑的，不知道我是谁，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当兵之后在车站曾遇到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她是干部的太太，见到我这身军装，非常惊讶。在她的观念中，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是不可能当兵的。我当时对她采取了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看，今天的我和过去被你们歧视的我是否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老师和我的态度都是可笑的。她用一种极端腐败的门第观念和封建血统观念来看待一个还在成长的孩子，固然不对；而我当时的态度，也不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为我所证明的，并不是自身的价值，而是军人的社会地位等身外之物。以一种虚假的、不属于自身的、并不值得追求的目标为目标。
　　我去云南插队，并不能完全说成是被迫，其中包含着渴望摆脱歧视和压抑、到广阔天地中去寻找幸福生活的理想主义。在农场劳动的3年，我品尝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体力上的磨难；同时，在精神上也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裂变过程。在西双版纳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以往所受的教育面前，我始终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社会的教育告诉我：你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必须遵守既定的规范，不可以乱说乱动。而大自然向我展示的，却是一派随欲而生、新鲜活泼、自由舒展的景象。在这互相冲突的两者之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应该怎样做。
　　我第一次回到北京，母亲一看到我的手就哭了。我可以从火盆里拿出一块炭来点烟而不觉得烫，可以赤着结满厚茧的双脚在山林里走路而若无其事；我被蚊虫叮得全身溃烂，只得整夜躺在小河里消解疼痛。而那时我只有15岁。现在说起这些来似乎很浪漫，就像阿城小说《会餐》结尾所写的那样：我抬头看月亮，不知道是月亮朦胧，还是自己泪眼蒙胧。我伸出一只血手，能透过它看见五尺之外有彩虹。
　　我的自信心是在砍树中产生的。问题变得严峻而简单：不劳动活不了。我从过去依靠他人生活，开始变成依靠自己的两只手。当我能把两人合抱的一棵大树砍倒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在摆脱社会的束缚后，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拥有了一种独立人格。我开始明白，人应该尊重自己的情感、意愿和行动，也应该同样尊重他人的情感、意愿和行动。我由此深深体会到，人应该与大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所谓深入生活，不光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还得深入到大自然中去。因为人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自然永远会给人以启示。
　　我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渴望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和歌颂民族精神到对民族精神的反思。
　　在拍《黄土地》时，虽然我对民族精神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比如我说过：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能够热爱黄河并且歌颂黄河，是不难的，然而，能够孕育一切的，也能够毁灭一切。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对黄河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总体上讲，我还是渴望表现并力图证明我爱中华民族，我爱黄土地，我爱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民。这是我在创作中给自己设计的非常强有力的功利目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索：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近二三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走得如此缓慢？
　　我自幼年接触书本上的白纸黑字，直到今天从事电影创作，“民族文化”这一条，本人须臾不敢忘记。但正是因为我熟读古典诗词小说，对于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有所反省，才越发觉得里面有问题。在对古往今来各朝各代所经历的由初步复苏到繁荣昌盛、再到衰落这一不断重复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中，形成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判断。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循规蹈矩，就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我们的民族文化里，存在着许多消极的东西，它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致密的网，束缚着人的独创性。民族灾难的原因，正是包容在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文化之中。
　　这里，我想谈谈自省精神问题。我觉得，法国启蒙学者最令人钦佩的一点，就是敢于正视自己。其中，卢梭的《忏悔录》最为典型。当他敢于说出自己是流氓时，便把人放在了一个特别确切的位置上，承认是由种种优劣品质构成的一个生命的整体。巴金的《随想录》，也是自省精神的典范。而中国文化中非常可怕的地方在于：功劳都是我的，过失都是别人的。我在纽约听说了一件事，非常感动。有一天放映歌颂**的电影，放映之前，不少人站在门口进行抵制，但许多不明真相的观众还是进去看了。放映几分钟之后，就有人站起来劝大家不要看。这个人被架了出去，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继续有人站起来劝大家不要看这种撒谎的电影。于是，多一半人都退场了。对于一种错误的东西，人家可以不断地有人站起来说：“不！你不可以这样做！”而我们的民族在那场历史的浩劫中，有人却说“你可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我觉得，面对民族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都应该有勇气站出来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如果都去指责别人，标榜自己是早就看明白的，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有希望。
　　我虽然不是一个社会学者，不是哲人，无力为社会提出改革的最佳方案。但注入我思想深处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我的内心常常是忧愤深广的。因此，我的影片总是在关心着整个社会，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关心着老百姓以及自己身边的人。为此有人说陈凯歌拍片太紧，太沉重，总像背着民族的十字架。但是，如果这个十字架是背在思考的深度和情感的执著上，那还得把它背下去。因为这是构成我个性的东西，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背这个十字架了，可能陈凯歌就没有了。
　　人生那么脆弱，那么容易折断，那么孤苦无助，但是，人仍在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