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本土化挑战|中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位于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东方广场，是一个由有着蓝色玻璃外墙的大楼组成的建筑群，那里“四大”的办公楼比肩而坐，从外表上看，这些办公室几乎并无二致，就好像四大给外界的印象，低调而富有神秘感。
　　所谓“四大”，即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以及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四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统称。由于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和历史沿革，而形成了“四大”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英文叫“Big Four”。
　　而在中国，“四大”分别是指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安永华明，它们的“中国名称”，反映了这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以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为依托的存在形式。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本土化就成了四大必须要解决的任务。
　　当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四大伴随着它们所服务的跨国公司客户，进入中国。自1992年，当时的国际“六大”（安永、德勤、毕马威、普华、永道和安达信）在财政部的批示下，与境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成立中外合作事务所的形式，成为第一批市场准入者。合作设立初始，四大即对财政部作出适时本土化的承诺。
　　毕马威资深合伙人郝荃对《财经》记者表示，“本土化其实从（进入中国）第一天就开始了。”
　　2012年5月7日，财政部、工商总局、商务部、外汇局和证监会五部委针对上述四家合作事务所联合下发了关于《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的通知，规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要在规定期限前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并且应当有25名以上符合转制方案规定的合伙人，100名以上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以及等值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出资。这一方案又被称为“本土化转制”方案（下称《转制方案》）。
　　2012年8月17日，毕马威华振的中外合作所20年合约将率先到期，安永华明和德勤华永将分别在2012年9月1日和2013年2月9日到期并开启转制，而普华永道中天，由于当年与财政部签订了25年的合作合约，将在2018年3月27日到期，最后一个进入转制历程。《转制方案》要求，所有到期后的有限公司，要按照规定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监管机构给予四大转制之后五年的过渡期：在转制初期，不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境外合伙人占合伙人总数的比例以及其在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40％；随后逐渐递减，至2017年12月31日，该类合伙人比例不得超过20％。
　　四大在中国20年，在各个行业引进外资、企业现代化改造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专业服务和国际经验；四大为中国会计师行业的发展、人才培养以及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完善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土化之后，四大能否继续维持高标准的审计质量，转制是否会引来内部的阵痛，境外合伙人的利益能否在本土化之后得到合理安置，人们需要拭目以待。
　　《财经》杂志近日采访了四大的多位高级合伙人，他们见证了四大从落地中国到在中国生根发展的过程，他们的背景不尽相同，既有土生土长的内地合伙人，也有在内地生活多年的香港人，但至今都分别统领着数千人的团队。在他们看来，四大本土化是自然形成的过程，也并非中国独有。四大的员工90％以上都已经是本土招募的，本土化程度已然非常高。而转制的挑战更多来自于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公司和如何培养更多优秀的本土合伙人，进而是选拔首席合伙人。
　　从合作到合伙
　　20年前，安达信、安永、毕马威找到华永、华明和华振三家挂靠财政部的中资所作为合作对象，三家中资所实质只是空壳；以此类推，普华、永道和德勤分别与上海财经大学、中信和上海会计师事务所联姻,便有了普华大华、中信永道和沪江德勤。1999年末，在财政部的要求下，中外合作事务所开始与财政部脱钩改制，财政部将其股份指派给了中方的个人所有，按照当时的《注册会计师法》，五名注册会计师接过了财政部50％的股份。
　　虽然股权关系如此，但是四大在中国却一直按照合伙制的管理模式运营。毕马威资深合伙人郝荃对《财经》记者表示，毕马威多年的项目管理、晋升、利润分配等都是按照合伙制模式运营。区别是，转制之后的新营业执照上，所有符合规定的合伙人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股东名单上。
　　四大进入其他国家，多采用吸纳已经发展成熟的本土所成为其国际品牌的成员所。然而在20年前，中国会计行业尚属婴儿阶段，除了采用合作方式引入四大，无法为当时蜂拥而至的跨国企业提供会计服务。
　　“四大和国内所的运作模式不在同一个平台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安永大中华区审计服务首席运营官张耀对《财经》记者表示，四大进入中国采取的中外合作模式，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产物。
　　经过20年的磨合，当年的中方和外方合伙人早已融合在一起，但是在法律框架梳理清晰之后，彼此进入纯粹的合伙人关系，四大的体系将变得更加透明化。对于以中外合作形式存在，却长期以合伙制运营的四大来说，难免名不副实，因而本土化是大势所趋。
　　普华永道中国公共政策与监督事务主管合伙人吴卫军认为，多年来四大在中国的利润分配给在中国的合伙人，也无需向海外输出利润。这些合伙人在中国生活，在中国拿钱，在中国交税，早已经是本土化的象征。
　　此外，由有限责任制到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换，涉及的审计风险的法律责任发生变化。在中外合作制下，客户只能诉讼公司来承担法律责任，相关项目的合伙人只能由财政部以及中注协等进行处罚，而无法触及他们的财产。合伙制下，客户可直接对负责的合伙人提起诉讼。
　　《转制方案》写道，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合伙企业债务，应承担无限责任，而其他合伙人以其在所内资产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对合伙人的专业水准和诚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将大有助益。
　　这也是本土所也需要完成的功课。2010年开始，财政部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分批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据悉，至今本土事务所仍未完全完成转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