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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_《武训传》重见天日

发布时间:2019-06-21 04:08:39 影响了:

  电影《武训传》DVD公开发行了,合套封面左上角印有一行字:供研究使用。在1951年公映并受到举国上下的批判之后,这部“新中国首部禁片”终于以这种方式重见天日。  在此之前,武训的四世侄孙武玉泉只看过一次《武训传》。那是1967年夏初,山东冠县柳林公社(镇)—武训的故乡,组织召开了《武训传》的观影,并进行了一次批判座谈。
  武训(1838—1896年),一个兴建了三座义学的行乞者,在清末和民国一直是官民歌颂的正面典范。柳林公社因武训而闻名,这里的批判座谈因此显得格外有标本价值。《人民日报》以《把宣扬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的大毒草连根拔掉—山东冠县柳林公社贫下中农痛斥反动影片》为题,刊发了相关报道,将武训故乡的革命态度传遍全国。
  文艺界一片赞声
  《武训传》已经被尘封了整整61年。1951年2月,《武训传》首次公映,文艺界一片赞声。
  《武训传》电影剧本,是孙瑜依据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在1948年改编而成,这背后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鼓励。因此时正值国共内战,《武训传》的拍摄经历了一些波折,待到新中国成立,孙瑜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还对剧本做了进一步的变更,他给周恩来写过信,获得修改意见和支持。
  孙瑜是《武训传》的编导,武训的扮演者为著名演员赵丹。武训的家乡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庄,是电影拍摄最重要的场景地之一。迄今很多年长的村民还记得赵丹在这里拍摄时的情景。
  《武训传》本身有着浓厚的左倾色彩,它将清末的教育和生存环境刻画得远比实际残酷,从小家境贫寒的武训,拿着卖艺乞讨得来的钱财去私塾读书,却被老师赶了出来,他在张举人家帮佣三年,分文工钱未得还挨了一顿打。武训最后决定行乞办学,但积攒数年的钱财,也被富户窃占。武训虽然最终办学成功,但孙瑜通过剧中女教师之口,指出他行为的不彻底性,并宣称最终只有靠共产党,才会得解放。
  虽然鲜明地指出武训的所谓“局限性”,但《武训传》本身无疑对武训是持赞美态度的。高层对这部影片原本并无异议。毛泽东决定撰文批判《武训传》时,媒体上已经连篇累牍有了讨论《武训传》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以褒扬为主,偶有批评的声音,也指向电影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
  著名作家夏衍—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参与了《武训传》拍摄的决策—就强调,江青与赵丹的过节,在武训批判中发挥的作用:“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还有人认为,江青和推崇武训最力的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过节,是江青不满意武训的一个原因。
  孙瑜为此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检讨书:“《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除开深自痛心检讨外,我愿真诚地接受和参加今后一切正确和更严厉一些的批评,澄清自己的思想。”
  这个批判的浪潮,也不可避免波及武训的家乡。
  说教式批判
  1951年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后,江青和“武训历史调查组”前往柳林镇采访调查。“我听说有的老人一听总问武训如何不好,就不理会,走了。前两年听说江青他们找杨百祥的父亲访问,都急了:他怎么总说武训好话?!”武德富对笔者说。
  这个立场先定的调查后来饱受诟病。调查组完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并和当地造反起义的宋景诗做了对比:“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而按照武玉泉的说法,宋景诗在当地口碑并不好,他占领的地盘不管好地孬地都一样纳税,当地经常用来形容“坏人”的一句话是—“你是宋景诗做的”!
  1951年,传统的价值判断都被颠覆了。
  按武玉泉的回忆,他所在的柳林镇武庄虽然也有村干部传达相关指示,但他们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武训批判,彼时更多在政界与知识圈展开。位于柳林镇的平原省立武训师范学院,对此也进行过讨论学习。
  笔者在冠县档案馆查阅到的这份武训师范学校《讨论批判武训问题总结报告》(1951年6月15日),显示出当时在全校师生间开展武训批判的策略,及其相对于其他政治运动的温和性。
  平原省立武训师范学院,当时布置学生阅读有关武训批判的文件,同时还让教职员进行学习,讨论批判,再经学生讨论,提出意见,最后集中糊涂思想,作报告批判。
  具体的策略包括:教职员要先学习相关文件,做研究,统一思想,再领导和帮助学生学习和解决疑惑,这样易于奏效,同时也提高了教员自身的认识;“必要时自己作检查,作向真理低头的表率,启发学生接受真理,如发现学生说‘老师转变太快’的思想,即告他说明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使他不怀疑。”“启发报告,让学生敢说心里说(话),大胆怀疑,才能多提出意见,逐渐讨论帮助解决。”
  当然每一次运动缺陷和不足也总是需要检讨的。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就承认,“暴露了我们在教学中结合实际不够,一遇实际问题,批判能力很低,以后要努力,将课本知识运动到实际中去,提高批判问题的能力。”
  在讨论过程中,拥护武训的学生会提出各种问题,与组织者辩论。譬如,当组织者表示武训办义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应予批判时,学生会接着追问:识字比不识字好,还是武训有功劳,封建教育不好,但是武训办学教给识字啦!
  组织者会耐心告诉学生,文字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反动的封建政治教育在里面。封建教育的“三字经”和“三纲五常”的大道理,以及其他更详细、更深刻的经书,对人民的麻醉性也就更大。“他们企图教育人民服服帖帖当他的奴隶,便于他统治,他可好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教老百姓永远不能翻身。确实也统治了四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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