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反通告”】通告

　　“**”结束至今不过3c多年，但那时候的传单、小报现在都成了“文物”，在旧货市场卖来卖去。本来我也是可以借此发一笔财的，因为我从小就有“收集资料”的嗜好，当时收集了一大批这类东东，1969年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我装订成了八大本搁在家里床底下。可惜的是后来我从乡下回来，“八大本”无影无踪，妈妈说城里搞清队和“一打三反”的时候，风声很紧，这些资料都成了烫手货，爸爸便把它们全部“处理”了。1976年爸爸不幸病逝，清理他的遗物，发现他还精心保存了一张有关我的《关于“九二八”事件平反通告》，算得上是我们整个家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份“**档案”。爸爸的用心我太明白了，我一度被宣布成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如果没有这个“平反通告”，谁知道会给我们一家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那是1966年9月，已经初中毕业并且领了毕业证的我们又奉召回到了母校——四川省南充第三初级中学。回校不是叫考高中，而是要参加所谓的“*****”。回校之初还是很有“组织纪律”的，校长、教师们的权威虽然没有了，但市委派来了工作组，等于“新校长”，威信也是大大的。如果不是南下串联的外地学生来南充“煽风点火”，加上南充这个小城市本身就有三所大学(师院、油院、医专)的几千大学生。我们这些16岁的“半截子大爷”哪里敢“反对地、市委”?由于一些“过激派”大学生们的带头，那段时间南充城里“事件”频发，隔不几天就发生一次。先是发生了围攻地委的“九五事件”，随后又发生了“九一五事件”，弄得整个滨江小城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街上的传单小报漫天飞，广播里不停地传来“伟大领袖”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号召，于是被关在校园里的我们也不安分起来，“毛主席说的没有错”，便去南充高中与“南下学生”接头，悄悄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毛泽东主义先锋队”，约定9月28日他们来三中“串联”，我们则在校内接应，以此把“先锋队”公之于世。
　　9月28日那天上午，南下学生如约而至，但被堵在了紧闭的校门外，进不来。我们闻讯冲到校门口，校门内外的两拔儿“造反派”便与工作组和“革命师生”发生了冲突，也就是对叫了一会儿，大声吼了几嗓子，贴了几张大字报，散发了一些事先印就的传单。南下学生最终没能“深入”到我们学校里来，但“九二八事件”就此酿成。工作组和市委感到极为气愤和紧张，随后立即出台了一份“严重抗议”的传单在校内外广泛散发。该传单点了我们9个“闹事学生”的名字，宣布我们是“反革命串联”云云。被点名的前4名马德傻、林芳、严加顺、白慧琼是来“串联”的大学生，后面李加才、黄顺祥、李林林、侯志川、张隆兴等5名是三中“先锋队”的成员。传单刚出来的那几天对我们颇有点儿压力，但很快随着全国形势的剧变和南充地、市委领导的被打倒，以及工作组的撤走，我们自然获得了“解放”，“压力”便随之烟消。市委印发的这张“平反通告”，是在我们事实上获得“解放”很久以后，我们都已经无所谓了，只有“老练”的家长还很看重它。
　　40多年后再来回首当年那场闹剧，更加感到“**”的滑稽。套用60多年前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出的那著名的“四个错误”，“九二八事件”冲突双方也可以说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错误的战斗。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本分是读书学习，却头脑发热听信“号召”要去“造反”，变成了一伙莫名其妙的唐吉可德。“市委”的大人们要求娃娃们“遵守纪律”，不要听别人“煽动”，出发点并不坏。但娃娃们不听话，大人们又得不到“党中央”的支持，恼羞成怒便比照过去的经验把娃娃们的名字点出来“破口大骂”，这一方面显得“黔驴技穷”，另一方面也显得缺乏修养，有失风度，最起码也是“防卫过当”。市委的领导们在“**”初期遭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打骂侮辱，一贯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满肚皮怒气发不出来，无比郁闷。面对一伙蛮不讲理的娃娃，这时候还要违心地在《平反通告》里承认自己犯了莫名其妙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市委向受了委屈的革命同学及其家属赔礼道歉”。他们心中这万般的委屈，才真不知向何处可以倾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