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在凤翔府时期的诗歌创作倾向] 苏轼到凤翔府

　　【摘 要】苏轼在凤翔府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苏轼在凤翔府时期的诗歌题材内容十分丰富，这其中不仅包括诗人“吟咏性情”的咏物诗和抒情咏怀诗，还包括关注社会现实、咏史怀古等方面题材的诗歌。本文结合陕西关中以及凤翔府地域文化特征，通过苏轼对诗歌题材的选取倾向看，此时的苏诗诗歌创作题材不仅丰富，而且多有创新，既沿袭了传统诗歌“吟咏性情”的创作倾向，又体现出宋诗“以意为主”的创作趋势。
　　【关键词】苏轼；凤翔府；创作倾向
　　苏轼是宋诗史上的一位高产作家，在凤翔任职短短的三年里，苏轼也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苏轼共创作了136首诗歌，几乎平均每年要作40多首。尽管这在宋代文人群体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从苏诗这一时期的题材创作倾向看，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苏诗最足代表，因为在此期间，诸如咏物、官场应酬、咏史、写景记游、亲情诗等众多题材内容，都已悉数出现在苏诗之中，可见苏轼在此时期的诗歌取材是非常广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生活以及“我初从政见鲁叟”的心得体会，使得苏轼的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狭窄的书斋与庙堂生活氛围的限制。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苏轼的文学视野亦渐趋开阔，这使得苏诗在吟咏性情、描摹山水之中，显现出深邃的理趣意蕴。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风气，使得宋人“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强化了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苏轼受时代风气的感染，亦非常重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他认为：“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轼自由、浪漫、洒脱的个性气质，使其在初次仕宦的生活中，又往往能将诗人“性命自得”的彻悟和体验，诗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进取、独立、随缘的生活态度。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志在兼济
　　胸怀报国热情又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但有着捍卫道统的热忱，而且有着澄清天下的雄心。自任凤翔府签判伊始，“方今天下何病哉”始终是苏轼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兴衰的见证地，不但能引发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刻反思，而且更能激起诗人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加之北宋中期以来严峻的社会危机，这使得苏轼在诗中能把关心时政和关心民生结合起来。
　　面对历史的陈迹与废墟，苏轼在诗中流露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精神。《骊山三绝》就集中显现出诗人这一思想情感的变化：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
　　几变雕墙几变灰，举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车戒，却怨骊山是祸胎。
　　海中方士觅三山，万古明知去不还。咫尺秦陵是商鉴，朝元何必苦跻攀。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诗显然不是单纯地感叹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统治集团的志骄意满、奢华无度固然令人可恨可叹，但令人惋惜的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到二世的指鹿为马，再到明皇的夜夜纵酒狂欢，他们都没有吸取历史的前车之鉴，反躬自省，“却怨骊山是祸胎”，致使在骊山上上演了一幕幕的亡国悲剧。而诗人“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的慨叹，也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前代的辛辣讽刺，而是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宋代统治集团。很显然，苏轼的“这些诗都不是单纯的吟古，而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这表明作为苏轼“精神基石的儒家兼济理想以及其热望于入世的心理状态”，决定了其在早年的仕宦生活中对于时政的关心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和勇气。另外，在凭吊古迹之中，苏轼对于那些盲目自大、飞扬跋扈的统治者也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因而，笔者以为，在关中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初次踏上仕途的苏轼不仅文学眼界大开，而且他将个人对时政的关心与沉思融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中，这使得他的诗显现出一个杰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的经历，使得苏轼在诗中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心更加切实和具体。仁宗一朝虽尚有浮华盛世的余波存在，但已是危机四伏，并且这一切都建立在千万百姓的困苦基础上，“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以前苏轼只是在庙堂上侃侃而谈民生之多艰，然而一旦出仕为地方官，接触到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以同情的目光，真实地描述了在酷政之下的百姓生活情景。如在《李氏园》中，诗人沉重地写到：“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从诗中可以看出，苏轼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痼疾所在，即帝国的达官贵族正是吞噬民脂民膏、蚕食帝国根基的最大祸蠹。从苏诗的具体表述看，苏轼关心民生的政治立场往往是透过诗中的社会问题表达而展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早年的诗不仅承袭了自《诗经》以来积极淑世的文学传统精神，而且他对于诗歌题材的开掘也更为细致和深入。
　　第三，苏轼在诗中显现出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三秦作为周秦汉唐兴盛之地，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在此建功立业、留芳于后世，这对于壮年的苏轼而言，这些英雄人物无疑是诗人心仪已久的楷模和榜样。而苏轼到任凤翔府之时，正值宋与西夏大战之后，虽然双方已议定了和约，但“胡骑凭陵杂风雨”，党项人凭借着其骁勇与剽悍，仍不时袭扰着宋朝的边地，三秦作为边塞重镇，可谓饱受战火的蹂躏。面对此情此景，苏轼在诗中抒发了慷慨激昂的报国之志，表示出对宋廷苟安政策的不满。在诗中，诗人豪情万丈，一扫传统文人的羸弱之气，一个跃马弯弓、虎虎生气的爱国壮士赫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早年的诗不仅很好地承袭了文学传统中的淑世精神，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许是苏轼此一时期对传统题材比较深入的开拓。
　　二、超越世俗，向往自由
　　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文人士大夫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即兼济天下的志向与乐观旷达的情怀并存。这从苏轼早年的人生经历中就有所体现。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崇尚个性自由的苏轼亦有老庄超脱世俗、逍遥自得的一面。尽管在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苏轼“用庄禅思想来化解人生忧患的倾向并不十分明显”，但从其诗歌里，读者能感受到诗人“那清澈坦荡的胸襟和自由洒脱的个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