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旧党争_北宋新旧党争与张耒政治心态的演变

　　张耒一生宦海沉浮，直接受到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影响，绍圣元年(1094年)，以章悖为首的新党兴治***，通过“神宗实录案”排击苏门学士，张耒亦在被贬之列。至崇宁年间，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将元祜党人刻石立榜于朝堂，建立元祜党人碑，实施党禁，全面禁毁元祜学术，张耒文集《柯山集》、《鸿轩集》亦惨遭焚毁。党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张耒的政治心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绍圣前张耒具有积极的参政意识，敢于批评时政，绍圣后由于党锢禁严，文网甚密，为了避祸全身，张耒不得不缄口不语，将早期强烈的社会意识隐埋起来，转而流连于诗酒、书画、禅乐，以看似休闲的生活排遣自己壮志难酬的心情。
　　绍圣之前，张耒经历了十二年州县游宦生涯、近十年的馆阁生活。他先是被授临淮主簿，随又任寿安县尉，张耒三十几岁前以县衙小吏辗转下邑，对下层百姓的贫苦颇有感受，其早年诗歌多有反映。如《一亩》：“一亩秋蔬半成灾，灶突无烟已三日。良人佣车毙车下，老妇抱子啼空室。西风九月天已寒，饥肠不饱衣苦单。我身为吏救无术，坐视啼泣空沉澜。”一个受灾失收的菜农，赶车挣钱糊口，不料竞饿死途中，妻子抱着幼儿在断炊三天的空房呼天抢地啼哭，这幕惨剧可说是北宋后期广大农民苦难生活的缩影。山区的壮丁忍受不住饥饿死亡的威胁，不得不铤而走险：“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和晁应之悯农》)诗人怀着深重的忧患意识提出了当时最尖锐的社会课题，诗人站在百姓的立场，对朝廷残酷镇压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指出“吏兵操戈恐不锐，由来杀人伤正气。”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耒诗中所言，正是对老子思想的形象发挥，它明确告诫统治者，面对人间的苦难，老百姓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不从根本上解除造成百姓苦难的社会原因，仅从外在对其抗争一味暴力镇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耒心中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所以张耒对那些清正廉洁、有利于民的官吏赞赏有加，对如何在为吏执法过程中更多造福于民之事尤其关注。《送程德孺赴江西》一诗，诗人以“年来屡下宽大诏，赤子未免寒与饥”的严峻现实引出自己对朝政看法，认为朝廷或个别官吏的一时恩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百姓苦难，关键还在于能从政治上树立民本思想，这才是根除病症的良药。另外，张耒还认为，朝廷一定要用人得当，因为“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而且官吏亦不能轻视外任，“任官轻外最弊法，省阁无补真何为?”无论朝内朝外，均是为朝廷效力，关键在于能否利国利民。诗末“从君多乞歙州纸，岁晏天禄供吟诗。”期盼程德孺能够一如既往地造福于民，在岁泰民安中建立新功绩。
　　除了关心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以表达自己深广的社会关怀及政治关怀外，张耒也流露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担忧。北宋之世，武备孱弱，对外战争常以失败告终，北方和西北的辽与西夏政权，时时威胁到宋朝的安全，他们对宋不时发起侵略战争，迫使宋王朝赔款割地。在当时，要求抵抗异族入侵，为国雪耻御辱，已成为朝野共同的呼声。张未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功边疆的宏愿，他想到边疆平定辽和西夏对宋的侵扰，建功立业：“长驱直踏老上庭，手拔干将斩狂虏。归来解甲见天子，金印悬腰封万户。”(《少年行三首》其一)在重文抑武、武力不振的宋朝，这种精神显得特别可贵。张耒希望自己为国靖边，扫灭胡尘，其诗作中不少篇章，借赠送朋友出征，对当时统治者面对外族侵犯的姑息迁就态度和不思抵御的苟且行为，以及朝政腐败、军事无能、用人不当等种种弊端，进行了多方面反映，并表现了强烈不满。《送胡考甫》一诗中，诗人一方面极力称赞胡公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鼓励其驰骋疆场、为国建功立业，但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朝廷虽有精兵强将，而强邻却敢肆意“邀金缯”，关键就在于用人不当。“如何彼强邻，坐敢邀金缯?由来在得将，选择当至精。”因此，他恳请朝廷应该重用像胡考甫那样真正有才能之人，与此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渴望立功报国的豪情，认为“男儿当封侯，宁为老书生?”《送毕公叔奉诏赴陕西》一诗，更是慷慨激昂，鼓励朋友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报国机会，不仅要充分施展自己的御戎之策，给猖獗骚扰边境的外敌以迎头痛击，而且还应乘胜追击，“誓剖巢穴穷雏胎”，从根本上剪除祸患，使国家安宁太平。同时，他还真诚地献计献策，指出对外族的侵犯决不能软弱，认为一味包藏隐忍并非长久之计，“包藏隐忍非一日，化外未可仁心怀。”此诗虽然主要是对朋友出征戍边的鼓励，但实际上却饱含作者渴望立功报国的深情，其字里行间透出的飒爽英气，正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绍圣前张耒以积极的人世精神，议论政治，干预现实，敢于批评时政，指斥社会种种弊病并探索拯救的方式，无论是关心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还是关注国家前途与命运，均在最大程度上把自己融入现实社会中，努力使自己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绍圣初，张耒坐修《神宗实录》失实，先后出守润、宣二州，随后愈演愈烈的新旧党争对张耒产生了巨大影响。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将元祜党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其中就包括张耒等人。宋徽宗于崇宁二年(1103年)下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并禁止其作品传播。在如止匕严酷的思想控制下，为了避祸全身，张耒不得不缄口不言，将自己早期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隐埋起来，转而流连于诗酒、禅乐，以看似休闲的生活排遣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
　　哲宗绍圣元年，秦观因坐党籍被贬谪，由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面对此情此景，张耒感到仕途危机，而此时左正言上官均又出来弹劾吕大防，指责其用张耒、秦观浮薄之徒撰次国史，不少人亦趁此机会弹劾，认为张耒、晁补之、黄庭坚、秦观所撰《神宗实录》实为谤史，要求重修。在四面楚歌中，张耒已感到沉重压力，因而不得不以染病治疾为由上疏请求外任，企图离开党争漩涡，以避开钩心斗角的是非之地。作于绍圣元年的《润州谢执政启》言：“修词蹇浅，未涉作者之流”，“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义当引去。”虽明言求官外郡的原因主要是自己身体与才能之不足，而实际上却饱含对官场纷争的无奈，因而，“趋世阔迂，每在众人之后。则其投闲置散，疐后跋前，在所当然”的境况，才是其处境的真实写照。张耒在绍圣后畏祸及身的心态随处可见，这从其作于此期的诗歌可以看出：“柯山老人家四壁，深居闭门不下席。”(《厌雨四首其四》)“不饮何妨还燕坐，闭门扫地独焚香。”(《二月十七日欲招客饮而风霾不果有作》)“读书隐几聊复尔，谢客扃门岂不佳?”(《昼卧口占三首》其一)从以上诗句可知，张耒在绍圣后，惟杜门幽居，焚香默坐，读书饮酒而已。这正是他忧畏心态的体现。又如：“楚乡风物淡悠悠，独掩闭门客滞留。”(《迁居对雨有感》)“惟余田园心，尚欲学老圃。”(《春日杂书八首》其五)“独坐每将诗作伴，遣愁安得酒如泉。”(《探春有感二首》其二)或闭门却扫，以求自新；或躬耕渔樵，以期自娱；或读书饮酒，以避忧畏。这几乎成为绍圣后的全部生活内容。此种生活情形，正透露了张末因党争所带来的忧畏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