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管理七原则出发点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近年来，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问题，引起了很大关注和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张闻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80年代以后，权威党史部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几乎都回避了张闻天“总书记”这个职务称谓，其表述语多为“负总责”或“负中央总的责任”。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在与张闻天夫人刘英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被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才挑起了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1］此后，张闻天职务问题才引起了史学界的特别注意，由此开始了对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的相关考证和研究，并出现了不同于权威党史部门的观点。
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
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的争论
自20世纪90年后期以来，学者张培森（曾担任张闻天传记组组长）、国际问题专家何方（曾担任张闻天的助手）以及史学界不少学者都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归纳起来，其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共领导人在谈话或回忆中多次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1971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2］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中说：“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 （张闻天） 担任。”［3］黄克诚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4］胡乔木1981年1月5日在致夏衍的信中说：“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12月进行了改组，中央不再设总书记”，张闻天“才不任总书记”。［5］
二是张闻天本人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提到自己解放和辞掉“总书记”。例如，他在1943年12月16日所写的延安整风笔记中谈到：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按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手稿）
三是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历史文献。例如，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指出：“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6］再如，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说，在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7］。
近年来，关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观点已为学界很多学者所接受，而且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观点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这无疑对权威党史部门编著的相关著作中的“负总责”或“负中央总的责任”的提法带来了一定挑战。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变动情况的表述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8］。这里首次出现了对张闻天职务的称谓——“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虽然措辞上使用的是“习惯上”，但也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变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张闻天职务问题上也出现了进一步考证和重申张闻天只是“负中央总的责任”或称“负总责”而不是“总书记”的观点。概括起来，其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陈云手稿和有关回忆。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和会议精神的传达者之一，陈云对遵义会议及其后的中央组织人事变动有一定的发言权。陈云在《（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中记述：在解决组织问题上，“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9］。这份重要的遵义会议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提到“总书记”。1982年12月28日，陈云在《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指出：“一九三四年初，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但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10］
二是权威党史部门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一系列权威著作，以及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和年谱中，所用的表述和提法都是“负中央总的责任”或“负总的责任”。
三是博古的侄子秦福铨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博古与毛泽东》一书中披露：“张闻天后来虽然被共产国际批准为总负责人，但始终没有总书记名分”。“至于个中原因，应是中共高层自身的决定，而非共产国际的干涉。这在中共历史上亦有过先例。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期间也将张闻天视为一个临时过渡人物，故循旧例有意不设总书记也是极有可能的”，因而，“目前通行的‘负总责’提法是比较恰当的”。［11］
综上所述，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目前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谜案。而且，权威党史部门的传统提法与学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对峙状态。
由张闻天职务问题论争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