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就慧眼辨真伪——“秘史新说”之九

　　秘书从事公文写作时，首先要坚持原则，忠于领导的制文意图，按照要求把公文写好。职场范文网小编整理了养就慧眼辨真伪——“秘史新说”之九范文，欢迎查阅。

　　古代秘书起草制书，大多是奉命而行，但并非都由皇帝亲自通知。大多数情况下，要么由皇帝身边的宦官负责通知，要么由执政大臣出面通知。通知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有时传达皇帝的口谕，有时递来皇帝的御笔字条，这些都是古代秘书起草制书时的重要依据。然而依据是否可靠，传达者有没有假传圣旨或借机“搭便车”、“售私货”呢?这就需要秘书独具慧眼，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还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稳重历练的处事风格。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元文宗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一天，文宗传来圣旨要虞集起草一份制书，封自己乳母的丈夫为营都王。前来传达皇帝旨意的是朝廷亲贵大臣阿荣和巎巎。这两个人平素非常妒忌虞集，为了陷害他，便谎称皇帝要虞集起草制书封其乳母的丈夫为营都公。虞集不明实情，随即按要求写好了制书。恰逢丞相亲自来取制书，才发现其中有误，问其原因，虞集这才知道是二人故意欺骗了他，当即请求重新起草一份制书。

　　如果不是丞相亲自来取制书，也就不可能发现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倘若在制书正式公布时才发现把“营都王”写成了“营都公”，虞集纵有百般理由，也必定难辞其咎。

　　历史上，像这种假传圣旨的人并不鲜见，明仁宗时的宦官马骐就是其中一例。

　　有一次，马骐传达圣旨，要翰林院起草一份制书，说皇帝让他再到交趾（今越南境内）去采办金银珠宝。翰林院没有马上起草制书，而是向仁宗皇帝报告了此事。仁宗听后正色道：“我哪里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人以前在交趾荼毒军民的事情，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我现在怎么会再派他去交趾?如果再派他去，不但朝廷会失信于民，还会坏了国家大事。这个人最近在宫内到处活动，左右也有不少人进言，但我一概没有答应。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假如翰林院不向明仁宗报告此事，轻信了马骐的谎言，必将造成严重后果，翰林院和撰写制书的秘书自然也难逃干系。

　　正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这种假传圣旨的事情发生，所以古代秘书在起草制书时，就不能不多长一个心眼：没有皇帝的亲笔字条或当面授意，就不起草制书。

　　韦澳是唐宪宗朝宰相韦贯之的儿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入唐宣宗朝，先后担任过知制诰、翰林学士和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不仅为人正直，而且很有工作能力。韦澳在翰林院值班时，时常有宦官前来传达宣宗的旨意，要他草拟制书。有些事情韦澳认为处置不当，即对前来传旨的宦官说：“此事必须由皇上亲笔写下字据，我才敢起草制书。”见宦官面带为难之色，韦澳不好继续往下讲，就故意拖延时间，再上疏向唐宣宗说明原因。对于韦澳的建议，宣宗一般都能接纳，从而避免了不少失误。

　　到了宋代，无论是皇帝的口谕，还是御笔字条，都叫做“词头”，秘书就是根据“词头”起草制书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词头”就是秘书拟文的依据。

　　北宋仁宗嘉祜七年（公元1062年），宋仁宗决定立宗室子弟、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赵宗实（宋仁宗哥哥濮安懿王的儿子）为皇子，并赐名赵曙（即后来的宋英宗）。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王珪接受任务（即起草立赵宗实为皇子的制书）时，对通知他起草制书的宰相韩琦说：“这是大事，非当面领受圣旨不可。”韩琦理解了王珪的做法。第二天，王珪请求谒见宋仁宗，当面核实此事。他对宋仁宗说：“天下盼望这一决定已经很久了，这真的是圣上的心意吗?”仁宗说：“我的主意已定！”王珪拜了又拜表示祝贺后，才退下去开始起草制书。

　　王珪之所以要向宋仁宗当面核实情况后才肯起草制书，是因为宋仁宗自己没有儿子，虽有意立赵宗实为皇子，让其将来继承皇位，但在此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后经司马光等人多次上奏，宋仁宗才最终决定立赵宗实为皇子，并让人把司马光的奏疏送到中书省，请宰相们抓紧落实此事。于是司马光赶到中书省，见到韩琦等执政大臣，说：“各位如果不及时做出决定，说不定哪天宫内传出一张字条，把某人立为太子，那时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说：“是啊！我怎么敢不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韩琦才充当了皇帝命令的传达者。但王珪不知其中详情，他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当面向皇帝核实后方可动笔起草制书，于是便有了前面叙述的一幕。欧阳修听说此事后，十分赞赏王珪的做法，并说：“这才是真正的学士啊！”

　　从上述故事不难看出，秘书从事公文写作时，首先要坚持原则，忠于领导的制文意图，按照要求把公文写好。同时，作为领导的参谋助手，秘书工作者也应将自己的意见及时上报领导，有疑问及时沟通，以减少工作中的误会和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