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有感: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中国哲学史》有感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中国哲学史》有感篇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做为一名语文教员，应养成读书的习惯，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随时掌握新知识以便适应时代的发展。向书本学习，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阔视野。假期我读了《中国哲学简史》，受益颇深。因为在很多时候，哲学被单纯地作为一种知识、一种专业远离我们的生活，而《中国哲学简史》则在见证中国历代哲学派别之间精神通融的同时，将中国哲学做了推广普及。让我们在向古代先贤学习的同时反思自己。他使我认识到哲学不仅是人类精神的无限向往，而且确有其应用价值。

　　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中国思想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制度的改良与革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促成两个文明碰撞所致的一次次的思潮，也无一不见证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由传统的向现代的更为开放的观念转变。还记得高中那会儿上中国近现代史课，学到西方人一次次侵略我们的国土，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心中难免很悲凉。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在唐朝时候如此强大，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世界前列;而到了明清，国家却一步步走向没落，政府的集权暴政和愚昧无知随着文字狱的兴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到达了极致。而与此同时，西方为什么能够促成社会的工业革命，科技振兴。等待中国的，却只有西方列强的欺辱践踏百般蹂躏。

　　中国古代的哲学，大都在讨论两个问题，“立德”与“政治”。一方面，立德是政治的筹码，另一方面，政治和立德宣扬的同是入世的哲学。在有些人看来，立德做圣人是出世之说，然而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立德与政治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大人物，无论他选择了闭门修德还是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对于他们自己而言，都是出于出世的考虑和目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是不能说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同样的，在理想与现实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哲学家也不能完成统一。思想与行动都不能。

　　中国的思想家在现实的实际行动中完成不了自己的理想时，常常选择的是“隐而修书”。然而这并不是入世之后的出世，而仅仅是迂回的入世而已。因此才有“太上立德，其下立功，其下立言。”这是中国的哲学家为所有中国人找的入世之法。要想做圣人，就要立德，那么如果现实中做不到如何?无妨，因为圣人之下有两种人最接近圣人——“立功”的人，“立言”的人。这样再反观中国古代历朝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做不了圣人，于是乎逡逡然都扑向了立功的目标，是为了圣人而圣人。最接近圣人的人做不得了，那就再退而求其次。立书做文岂是出世?端的挂羊头卖狗肉之流，打着“出”的旗号，行的“入”的勾当。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一思想，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总是利大于弊的;而对于哲学诠释世界和指导行动的目的而言，无疑它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明路，是很好的达到了它的目的的。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启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开头两句是“人之初，性本善”。从这方面来讲，孔孟作为中国哲学的先贤，其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也产生了莫可匹敌的影响，塑造着每个华夏子孙的心灵和人生。投射在社会发展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引领了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彻底地、深远地影响了世界格局，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如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哲学以高度关注。江泽民曾一再强调“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胡锦涛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正确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有利于做好统一人民思想，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党心和民心的工作。

　　由此可见，哲学的表达是一种思想，而思想左右着我们的手脚，控制着我们的行动。在这种应用层面上，哲学关注的不是一己的私利，她关注的是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心灵，哲学的应用，不是为了营救一个人、一伙人，而是遍及到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此种意义上的哲学，必然是饱含社会良心和无限悲悯的学问。她怀的是道义，行的是侠义。

　　以上是哲学在较大层面上的应用，作为研究人的学问，她大到可以影响人类，改变世界，建设国家;从小的层面来说，她必然是我们心灵的指引者、人生的引路人，这即是哲学生活化的一面。这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可以教导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更加舒畅自如。

　　哲学的功能就在于使人成其为人。而做人，是有限制的。康德曾说：“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于我们个人而言，清晰的是非观念，明确的荣辱观念，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厚道的人，时常反省自己的过错，包容别人的过错。在与人交往相处的过程中，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时刻谨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良好的品德和人格魅力更是我们的工作所需要的。

　　实践证明，学习哲学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培育人们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决策方式的转变，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怨天，不尤人。时刻保持一颗诚敬的心，对待他人充分尊重、谦恭有礼;对待工作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人处事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有进取心，但不强求;力求完美，但不求全责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思想，哲学孕育在我们的头脑中，反映在我们的行动上。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以理论指导实践，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在学习中进步，在工作中成熟，在生活中磨砺。

　　《中国哲学史》有感篇二

　　读完《中国哲学史》后，再比较之前读的《西方哲学史》，我可以明显感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纵观当今之世，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也就是根源于此。

　　《中国哲学史》中也是以人物思想为单位展开阐述，向读者呈现了一副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图，但究其核心，中国哲学史中还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而这几个特点，我认为也是中国人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上来探讨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哲学史中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人重人情”。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说起，无论是儒家的“仁”，还是墨家的“兼爱”，还是道家的“人道”都彰显了中国古人对人情的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后期，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主流后，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更加摆在了突出的地位，中国的统治者开始走上了孟子所说的“王道之路”。人情成为中国思想教化的核心，中国人慢慢也陷入其中，所以不得不说当今的中国人也还是没有脱离封建思想的枷锁。

　　第二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中国人思想的发展之路，从人到家再到国，中国的“家国梦”，从《大学》中“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显现出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而西方与我们不同，他们是“人—民—国”这样一个发展思路，首先成为公民，再由公民组成国家，这也许也和西方国家的小国寡民有关，但这却也增强了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而中国的“家国之路”随着大家庭的瓦解，核心

　　家庭的组件，“家国之路”也为大多数人所废弃，礼教也逐渐衰落和被时代所抛弃。

　　但是中国思想中也有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不偏，庸不易”，谓之“中庸”。不偏不倚是“中庸之道”的核心，后人对这一观点也加以运用，比如汉朝统治者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道，“外儒内法”之道，其实就是对中庸的实践运用，不走极端，包容百家，坚持一条道路走到底，反观现在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对“中庸之道”的一种运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偏不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庸之道可谓深入中国人心，中国人骨子都有“中庸”的影响。中庸之道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不偏不倚、坚持到底”。 《中国哲学史》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和特点，在此我就不再详细论述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巨大的矿脉，沿着他们逐渐深入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我们未知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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