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真实与谎言的实地检验（之一）] 时间检验谎言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印度《前线》杂志总编辑。2000年7月底他对西藏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期间，作者用感性和理性的眼睛，对外界传说的有关西藏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实地检验。回去后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长文。经作者同意，本刊分两次选载，以飨读者。）
　　
　　“绿松石般的天空，
　　 金黄色的太阳。
　　 达赖喇嘛离开了布达拉宫，
　　 在西方世界制造麻烦。
　　然而，西藏在前进。”
　　
　　对一名印度人来说，他对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复仇主义和向后看的计划不抱任何的同情态度，这一首老曲新唱的民歌，似乎适合当代现实。仔细忖度这一事实，达赖喇嘛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政治的计划是三者合一的：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通过民族纯化实现“大西藏”；恢复过时的神权统治，即另外加入一些温和的、摆样子的“民主”内容的古代王朝。这些计划中的每一个都让人感到不切实际，尤其是当人们记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争议西藏的地位、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愿对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给予任何法律的承认的时候。
　　2000年7月为期5天的对西藏自治区的访问，给了我一个对达兰萨拉的主要宣传主题进行真实性检验的难得的新闻采访机会。在本文中，真实性测验并不是反对“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的宣传者和受害者“感到”或“相信”的东西，而是反对这个运动系统地提出的“明确主题”。即使几乎没有正式的官方支持，这些主题也在世界舞台上受到了狂热崇拜，框定了相当数量的没有接触过西藏现实的人们的眼睛。本文用来指导观察、讨论的是藏族以及汉族的典型事例，材料是无数西方访问者（尤其是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人，包括教师、医生、医学工作者和参加脱贫项目的志愿者）提供的真凭实据、出版与未出版的显然可以核实的数据，所揭示的是竭力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记录的大多数国际宣传运动的“政治把戏”。
　　
　　主题一：谁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西藏独立”宣传运动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在西藏掠夺其财富和资源，征服其人民，压迫其自由。这一主题的部分论点是，甚至1979年以来西藏取得了一些经济发展后，他们对那些官方数字和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政府说法”也“不能只看表面”；无论如何，“不是藏族从西藏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而是“中国在西藏的定居者，他们的政府和军队及其企业”享受到这些好处。
　　这一主题和用关于殖民和后殖民的西方式态度对待西藏的长期倾向有着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旨在发泄反对中国统一和反对人们在西藏随处可见的现代化过程的情绪。
　　对此，我认为任何人用自己的眼光对西藏进行真实检测，完全可以看到事实真相，正所谓自己完全能处理自己的事务。
　　
　　我所见的事实
　　飞临坐落在山南地区的西藏主要机场贡嘎机场，是一种新奇的以及清醒的体验。以中国古代都城西安（以长安之名闻名）为起点飞行，３小时后到了终点，所见到的是壮丽的地形学景观和仿佛勃朗宁最奇妙诗行中描绘的地形。从未读过或在照片中见过的东西，使你为这块曾经是大海的、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巨大、遥远、反常的自然美、平地交织着高山、旱地交织着河流、肥沃交织着贫瘠的奇特之地具备了心理准备。西藏缺氧、阳光充足、昼长夜短、低温、少雨、气候多变、大山大江大河众多、湖泊和天然水库丰富、人口密度比大多数人习惯的地方都小得多。
　　但是，对你到西藏提出警告--诸如呼吸困难、高山反应、着陆后的任何费力活动--的人的夸大之词绝大多数同样是真实的。除非专门的健康问题（即使一次短暂感冒）不许可飞往西藏，适应西藏的水土并不像许多奇谈怪论和导游手册里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艰苦挑战。不久，你会进一步发现，从地理、物质、气候、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看，中国的西藏自治区都完全不是与世隔绝的，完全不像好莱坞关于香格里拉的幻想、《在藏七年》、《困顿》和藏传佛教所说的远离尘世、令人费解和不可思议。
　　“西藏在前进”，行驶在拉萨到贡嘎机场的95公里长的路面平整的沥青公路上，这一认识就变得清晰起来。这条公路向东延伸到泽当。在沿公路快速行进时，你很快对新旧、现代和传统的快速交替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在西藏，正如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一样，对你或多或少先入为主的东西可以用眼见为实加以核实。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对西藏先入为主的认识是达赖喇嘛“西藏独立”宣传运动长期影响的结果，这一宣传运动得到好莱坞的援助和加强，由一些事先设定的高度主观的旅行记录加以细化，在作为职业报道和分析的媒体中“一致胡编乱造”。
　　通过有选择的倾向性描述，不可信的现代化成为近年来关于西藏的第一手西方作品所喜爱的题材。的斯科、卡拉OK厅、妓院、赌场和在报告文学和分析文章中赫然出现的一切，是否是《时代》杂志（2000年7月17日号）安东尼・斯贝斯所写的封面题材文章或伊兰・巴鲁玛刊于《纽约图书评论》上的更自命不凡的两篇散文（2000年6月29日号的“发现的地平线”和2000年7月20日号的“不抱幻想的西藏”）所说的“西藏的悲剧”。这一切好像是作为1979年后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经济转型一部分的西藏现代化过程中的显著标志。在巴鲁玛的提示性叙述中，在西藏，中国殖民统治下现代化的主要情景和边远地区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中国的小商、小贩、骗子、赌徒、无赖、腐败官员、亡命徒贪恋着金钱。”
　　除非来访者事先就打算陷入作为现实中一小部分的这样的景象之中，否则，他或她所见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新建或翻新的学校，９年、６年或３年（根据地区和客观发展阶段有所区别）义务教育制，竞争激烈的中学；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和鳞次栉比的商店；现代风格的浅蓝色办公楼、崭新的居民楼和遍布城乡的建筑工地；现代的和藏族传统的医院和康复中心；富余的粮食、农业新技术、拖拉机、生产过剩的农民、商品农业、水库、灌溉、水电、地热、园艺和牲畜饲养项目；小型、中型工厂和商业企业；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每年将近１０％的持续经济增长率；新兴的科学研究、考察和社会科学活动；富有价值的藏文档案，积极促进使用藏语文（书面语和口语），中央政府资助的记录、整理、编辑和出版诸如《格萨尔王》、佛教典籍类藏文经典的庞大项目；在严格、精心保护下对文化遗产的广泛修复、翻新、恢复和保护；位于拉萨的面积21000平米、1994年至1997年投资1200万美元建成的壮观的西藏自治区博物馆；体现在严格的法规、政策中的环境意识，环境保护局，植树造林、绿化；崭新的大道、公路、小车、两轮车、拖拉机、货车和各种现代交通工具；报纸、电台、电视、移动电话、21世纪电子通信，以至个别网吧；初现的对生物技术学科的兴趣；各种廉价宾馆、有组织的旅游、其他现代第三产业。
　　考虑到1979年以后给全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变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切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这一政策的冲击下，过去6年多来，西藏自治区的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据最近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2000年上半年西藏增长率为8.9%，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数（8.2%）。预计下半年的增长更快。
　　同时，传统在城乡各地受到高度重视。当你沿公路驶往泽当时，你能见到住在泥土或石头屋里的西藏人的巨大活力：播种着的小块土地和照看着的牛羊；经幡飘扬；原始农业和牧业活动；贫穷的生活条件；彩色的长裙，条纹围裙和念珠；蹲坐在路边的人们；在家里、在田地里劳动或放牧的孩子。这反映了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中国平均水平的真实情况。
　　西藏显然正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由于担心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浪漫理想破灭，就要求西藏保持传统的僵化状态，这对西藏人民群众来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总之，他们信教虔诚，同时，他们也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热心于解决食、衣、住、行、教育、健康和工作问题，热心于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我对山南地区泽当郊外的一家家有余粮的农民家庭的访问说明这些问题。这户家庭有１０名成员，其中７人生活在这幢不铺张、显得空旷的传统装饰的房子里，家长是56岁的洛珠。他和妻子是文盲，但５个孩子中有４人在上学（女孩例外）。1950年代，这个家庭没有自己的土地，靠养驴、牛谋生。正如洛珠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农奴家庭，不属于最穷的人。在1959年民主改革中，这家分到了一些土地，但直到1970年代末，它所生产的产品仅够维持一家人生存。
　　今天，洛珠一家拥有22亩、合1.46公顷的土地，有一辆用银行贷款购买的拖拉机，有6头猪和5头牛，到市场上去出售谷物以及牛奶。可以在卧室见到其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精心装饰的家具和一排消费品。根据洛珠所说，大约1979年这里有了电，1970年代末，在全村搬到这里以后，改善了基础设施。在他们５个孩子中，包括小女儿在内的4人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年龄最小的是名男孩，正在上中学；小女儿在县政府工作；在家的３个儿子，一个在地里劳动，一个开拖拉机，一个在当地市场骑人力车。洛珠注意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尤其是年青人的态度、信仰和热情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次，他说，新形势下家境如何更主要依赖于每户家庭内部的能力，不同的家庭之间差别很大；他家在把握新的经济机遇上做得不错，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优惠政策中得到了实惠，生活得到持续改善，但是他家还称不上是富裕家庭。
　　在拉萨，不管你访问工厂、主要集市还是大商场、学校、医院，或只是环顾四周的新办公楼群、新式居民区和随处可见的方兴未艾的建筑工地，你都会感到向现代化的转变更为显著。
　　这些现实情况与旧西藏常见的一切有着天壤之别。“西藏独立”宣传运动反复抱怨，中国政府通过给西藏传统社会抹黑来“为他们的西藏政策辨护”，但是，事实是无可辨驳的。
　　历史和社会记录、外国访问者的叙述都显示，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如果不是后来的武装叛乱和达赖外逃印度，这一制度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在封建农奴制时期，西藏的土地以及大多数生产工具掌握在仅占人口5%的庄园主--政府官员、贵族和上层僧侣手中。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固定在其主人所有的农庄里，缺少教育、医疗、个人自由等各种权利，被迫提供无偿劳动或“乌拉”差役（这是一个泛指各种敲诈勒索性税收的藏文词汇）、徭役和高利贷。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水平，根本不存在近代工业，运输靠牲畜和人拉肩扛。由于疾病流行，人们普遍寿命短暂，人口增长停滞，人均预期寿命徘徊在36岁左右。达赖喇嘛高踞于这一严重不平等和压迫制度的最顶端（无论十四世达赖喇嘛主观上如何声称自己是“改革者”，如何对这种状况深表同情）。
　　为反对这些基本事实，“西藏独立”宣传运动辩解说，在旧西藏，存在着大量佛教的仁慈、同情和对人的关怀。当时，这也许是真的，然而，面对文盲占人口总数95%、绝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和极端贫困的经济这一客观事实，仁慈、同情和对人的关怀起不了多大作用。
　　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经过了激烈的变动、扭曲和转折。随着带来全面灾难的10年文革，这一切严重耽误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民主改革40年来的发展为西藏自治区经济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社会取得长足发展，人权状况得到充分改善；贫困人口下降；打下了快速增长的基础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现代经济基础；以道路、公路、能源和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篷勃发展；大多数人享受免费医疗；人口构成比中国其他大多地区都更年青的西藏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追赶者。
　　根据一份官方出版物所指出的，从1950年代初期以来，西藏有过4次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潮。 1950年代的第一次高潮带来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领域的基础建设；在这次高潮中，快速建成了连接西藏和四川、青海与尼泊尔的3条干线公路和贡嘎机场，这些使西藏结束了封闭状态。
　　第二次高潮始于1980年代中期，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于1980年和1984年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掀起。1980年，中央政府决定对西藏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这些政策在占西藏自治区人口五分之四的农牧民中实行，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1984年，中央政府动员9省市人力和资源，帮助西藏建设作为“金钥匙计划”一部分的43项工程，总投资达约4.8亿元人民币。
　　第三次高潮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到来，当时国家在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32亿元。另外，对一江两河地区制订了综合性发展计划，即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建设一个含农业、水库和植树造林的区域。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预计将造福于西藏自治区耕地45%、18个县的83万人，建成一个崭新的商品农业和轻工业基地，刺激西藏其他地区的发展。
　　第四次高潮始于1994年7月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到目前为止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它标志着更多的投资，更多的项目，更广泛的地区，更强调质量和责任。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经济中期发展设计了年均10%的增长目标，决定由中央政府和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帮助西藏，“无偿”援建62项工程，总投资超过40亿元。所有这些计划都已提前完成。实际上，提前两年实现了1980年国内总产值到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在西藏，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潮预计将由于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到来，这是一个已经开始的、旨在第10个5年计划期间（2001-2005）大规模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一年来，西藏发展计划委员会一直在为这一战略制订详细的计划。这一计划预计2001年初完成，然后将上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通过。
　　殖民主义者总是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掠夺大量资源和财富。在西藏，从1950年到1998年，中央政府投资估计达400亿元，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运进大量物资。尤其是1980年代初对西藏进行重新研究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西藏尚处在极度的贫穷和落后、发展水平极低的状态，从此，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加强了各种对西藏的援助，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
　　像其他自治地区一样，西藏是中央政府1960年代中期以来及20多年里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它还包括低税收政策、无息贷款政策、优惠利率和出口所得百分之百留用政策。
　　从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可以看到结果。1998年末，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是91.2亿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占34.3%、22.2%和43.5%。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716元，农民人均收入1232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57%。西藏农民在食物和穿着上支出偏高，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比全国平均水平明显偏低。西藏农村人口消耗的谷物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但蔬菜、家禽、鸡蛋、水产和酒明显偏少。几乎所有消费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收音机和收录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数据显示，居住在西藏城市的人们更为有利。他们人均居住空间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中的73%用上了自来水。公共交通、人行道、公共绿地和市政环境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主题二：在拉萨，藏族是少数民族吗？
　　
　　“西藏独立”宣传运动中一个关键的主题是，在西藏的中国“殖民主义”实行国家主导的人口迁移政策和同化政策，即向西藏各地移入大量汉族居民、行政人员、军队和安全人员，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这一断言和“600万藏族”密切相关--这读上去似乎极其荒谬，但当人们了解这一别有用心加以引用的数字是和通过民族纯化与重新划定西藏和中国四川、青海、甘肃、云南4个省的界线，重而建立“大西藏”的计划相联系时，便能理解其险恶用心。
　　达赖喇嘛自己在各种场合不断重复这一国家主导的汉化和人口迁移说法，这成了长期以来与西藏有关的国际反华和反共宣传消息的主要来源。例如，他在1987年9月对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他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时声称：“北京政府必须停止向西藏进行大规模汉人移民，这一移民旨在通过将藏族人口减少到少数，从而剥夺藏族公民权，进而达到强迫“最后解决”西藏问题的目的。汉人公民大规模进入西藏违反《日内瓦公约四》（1949年），威胁了藏族作为独具特色的人民的存在。”第二年，在作为所谓的《斯特拉斯堡提案》公布的对欧洲议会议员的讲演中，达赖喇嘛声称，在贯彻既定改革方针的同时，“现任中国领导人扩大了向西藏高原的大规模移民。”这一政策“已经使600万藏族成为少数民族”。最近，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2000年7月17日号），他声称：“现在，在像拉萨一样的许多大城镇里，藏族成了少数民族。”他进而强调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他们的语言半藏半汉。”
　　达赖喇嘛对自己所断言的“人口迁移政策和实践”的极端不满，由戴通在一个正式评论，即1997年12月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报告《西藏：人权和法律规则》中传达出来，他是“噶厦”成员、“信息和国际关系部长、卫藏行政大臣”、达兰萨拉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秘书长。在说明应达赖喇嘛之请发表评论后，戴通声称：“关于西藏不同地方的汉人和藏人的数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人，由于中国人持续否认和试图隐藏迁入西藏的人口，所以这些数字是含糊的。甚至“英国西藏支持组织”引用的数字也远远低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数字。就像在今天，在西藏是750万汉族居民对600万藏族。除此以外，估计有30万到50万中国军队驻扎在西藏，这是一个全世界研究机构所引用的大概最接近实际的数字。”
　　10多年来，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宣传运动材料玩弄“600万藏族”这个幻想的数字--他们声称，藏族在西藏已经成为少数。在没有进行任何独立证明，甚至没有了解达赖喇嘛所引用数字的政治背景情况下，《时代》杂志就引用了这一数字，其封面题材文章声称：“根据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观点，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藏族人口现在有600万，仅占人口的44%。中国对这个数字持有争议，但它自己的人口统计数字来自1990年，是在最近汉族几次移民高潮之前。”（2000年7月17日号）。这意味着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是1364万！
　　
　　西藏的人口现实
　　任何国家、或其内部某地区的人口真相和人口变化，只能根据该国可靠数据进行研究。在过去100年或更长时段里，这些数据都是从每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中得来。（印度的第1次人口普查是在1871年）。无论存在怎样的限制和普查缺陷，存在怎样的中间性估算和调查后预测，和1951年、1953年达赖喇嘛政府猜测的数据相比，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更加可靠，这是不容置疑的。达赖喇嘛政府的统计不仅没有人口普查手段，甚至缺少在西藏的科学抽样。显然，关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和人口变化真相数据（或分布在各省区的藏族人口数和变化情况）绝不能从“西藏独立”宣传运动、达赖喇嘛本人、或《时代》杂志的胡说八道中收集。
　　最近，中国官方估计，西藏自治区人口为264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4%到95%。如何解释这一估计数和《时代》杂志封面题材文章中关于西藏人口数据间的巨大鸿沟呢？没有任何统计学专家和诚实的对待西藏现实的普通观察者会相信这一问题来源于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没有任何专家或诚实的普通观察者会认为，过去10年人口普查结果可能已经“淹没”在日后的汉人移民高潮中（注意这句话的偏激含义）的猜测。印度最近的人口普查是1991年进行的，但这并没有让专家觉得，这一普查数据已经过时，影响了估计印度全国或地区的人口数。当然，对印度人口的估计和预测可以被2001年人口普查的实际情况所核实。正是由于《时代》杂志被意识形态遮闭双眼、对西藏真实情况的随意宣传才造成不准确，造成了这一令人无法相信的鸿沟。西藏并非与世隔绝的封闭遥远之地，如果汉化“移民高潮”或40多年的国家人口迁移使藏族成为少数是真实情况，只要沿全西藏自治区，甚至到一个地区或像拉萨或日喀则一个城市中心看一看，社会真相就不可能被掩盖。尤其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人口学和社会真相不断被各种非政府组织派到西藏的教师、医生、医疗工作者和其他在基层工作的志愿者、访问专家和学者、政府代表和像世界银行一样的多边机构派出人员中所见到。让我们现在看一看50多年来关于西藏人口规模以及藏族比例的最准确信息。
　　1951年，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政权没有任何能提供准确数字的办法和科学基础，它宣布西藏总人口接近100万。这被当成真实数据。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1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无法将这次普查推广到西藏。以达赖为首的地方政府为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全西藏人口估计数为127.4万（含昌都地区人口）。中国统计学专家认为这一估计数比实际要多。 1964年中国进行第2次人口普查。这年是西藏平息武装叛乱后的第5年。由于正在筹建西藏自治区（于次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尚不能着手该项任务，因此，西藏无法承担这次人口普查工作。这次估计数为125.1万，比1953年少23000人，原因在于考虑到了1953年的过高估计因素，最主要是考虑了1959年平叛后，包括74000名西藏人在内的90000万名藏族外逃的结果。 1982年，作为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的一部分，西藏进行了自己操作的第1次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其人口达189.2万。（这一数字包括占全区人口1.5%的非普查估计数。）在现代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准确的人口数据和变化情况。在1982年普查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西藏自治区藏族有178.65万，汉族91700人。前者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94.42%，后者占4.85%，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不到1%。 1990年，作为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的一部分，西藏进行了第2次也是最可靠的人口普查。结果发现现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为219.6万。这次普查的明显发现之一是，西藏自治区现有209.67万藏族人口，占总人口95.48%。汉族人口实际上下降为80800人，仅占自治区人口的3.68%。和上次普查一样，其他少数民族不到1%。
　　在任何时段，人口结构和变化情况都不可能保持不变，实际上，在西藏自治区，近几十年的藏族和汉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两次西藏人口普查的真实记录和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宣传运动所断言的正好相反。1982年和1990年，西藏6地区和拉萨市的藏族和汉族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两个有趣的事实。（见表一）
　　
　　表一 1982和1990年西藏自治区藏汉族人口比例（%）
　　
　　地区/市　　　1988　　　　　　　　1990 　　
　　　　　　藏族　　　汉族　　　藏族　　　汉族
　　拉萨市　85.57　　　13.85　　 87.20　　 11.95
　　昌都　　96.48　　　3.29　　　98.29　　　1.40
　　山南　　97.52　　　2.15　　　97.66　　　2.04
　　日喀则　98.45　　　1.26　　　98.73　　　0.90
　　那曲　　97.96　　　2.01　　　98.96　　　1.01
　　阿里　　97.63　　　1.47　　　98.50　　　1.73
　　林芝　　79.52　　　13.32　　 81.70　　　10.31
　　资料来源：中国第3次、第4次全国人口普查
　　
　　首先，1982年及1990年，在每个地区和拉萨市，藏族构成人口的绝对多数。事实上，仅在拉萨市和林芝地区汉族超过人口的10%；在其他每个地区，他们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其次，在1982年和1990年之间，西藏每一个地区及拉萨市的藏族人口比例都增加了。
　　达赖喇嘛究竟从哪里得来的人口数据？他和任何其他人都拿不出证据，证明1982年和1990年西藏的人口普查数据是编造的和骗人的，达赖喇嘛的两个断言"人口迁移政策已经将600万藏族变为少数"和"在像拉萨市一样的许多较大城市，藏族成了少数"才是虚假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变化情况完全可以从内在连贯性得到检验。专家们从1982年和1990年西藏的人口普查中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注，因本文材料丰富，发表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
　　本文之二提要：
　　主题三：实现民族纯化是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要求
　　主题四：关于100万藏族被杀问题
　　主题五：西藏的宗教文化被灭绝了吗
　　主题六：对西藏政治自由的现实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