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岁月江西省外调粮食始末]江西省生猪外调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江西同全国一样，粮食形势总体短缺。但为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调拨任务，江西省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一贯遵循“先中央后地方，先外省后省内，先重点后一般”的粮食调拨原则，始终把外调粮食置于优先位置，圆满完成了外调粮食的任务。更难能可贵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2000万赣鄱儿女从国家大局出发，宁可自己节衣缩食，甚至饿肚子，也要坚持调出大量的粮食支援兄弟省市，缓解了全国的粮食危机。
　　“宁可自己少吃一点，也要保证支援上海”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以产粮为主的农业省份，江西每年都承担了中央下达的调粮出省的任务。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水灾，江西在全省40个县（市）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仍坚持调出粮食八亿斤，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每遇兄弟省市发生水旱灾害，江西都及时给予支援，要粮给粮，要种给种，重点安排，优先调运。
　　1958年，“***”浪潮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歪风席卷中国大地。随后，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1959年初春，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山东、河北等五省严重缺粮，全国各地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周恩来收到灾情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将两份灾情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建议：在三日内，用飞机将这两个文件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中。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泽东还在两份文件上起了一个醒目的总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周恩来亲自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随即，中央向江西下达了外调粮食13亿斤的任务。同时，很多兄弟省市也纷纷向江西求援。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为确保外调粮源不出问题，中共江西省委作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决定，并一再向中央表示，“宁可自己少吃一点，也要保证支援上海”等缺粮省市。在1959年1月27日召开的中共江西省委电话会议上，时任江西省委候补书记的黄知真作了关于物资供应问题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为了做好粮食外调工作，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正确理解大安排与小安排的关系、大局与小局的关系，要首先从六亿人口出发，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在这个前提下再来安排本省人民自己的生活。为了做好粮食外调工作，他要求各地克服困难，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增产节约，支援兄弟省市渡过难关。
　　江西人民一再勒紧裤腰带，降低自己的粮食供应指标。1959年5月7日，江西省委再次召开电话会议，指出，粮食工作目前虽然有了显著好转，但是任务还很繁重，各地要把突出的运输问题解决好。针对动力不足的问题，黄知真提出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把所有能够动员的运力全部动员起来，组成运输队。在粮食内销的安排上，他要求继续压缩销量，在农村要坚持集体包干、个人定量、分期供应的办法。工厂、农场、垦殖等单位的用粮标准，也要适当压缩。同时，各地要抓紧棉、麻、烟、茶和其他小商品的收购，大抓蔬菜生产和副业生产，积极组织打猎、捕鱼、捉虾，大搞代食品、副食品。1959年，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江西省圆满地完成了外调13亿斤粮食的任务。江西省还两次派出慰问团，分别由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莫循和副省长兼江西省调粮总指挥的李杰庸率领，先后赴山东慰问，一次带去5000万斤大米，一次带去几车皮的南瓜干和红薯片。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
　　到1960年，自然灾害的情况更加严重。全国受灾面积达到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十分沉痛地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从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而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这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6000亿斤，而实际上只有2870亿斤。1960年的严重缺粮危机，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供应。据六月份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称：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城市只够销八九天。据7月份李先念给周恩来的紧急报告中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的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为了解决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都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任粮食部第一副部长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1960年夏，中央在北京召开十六省粮食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渡过难关，并下达了调粮指标。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来到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所住的房间，对他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现在已经挖空了，调进的粮食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接着，周总理言辞恳切地对杨尚奎说：“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今天我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杨尚奎觉得，尽管周总理讲得通情达理、让人感动，但是江西的问题也不小，有必要将江西的情况作个比较详细的汇报。杨尚奎说：“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收，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