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企改革路线图_国企改革路线图

　　从中石化天价酒，到中国铁路天价宣传片，国企改革的争议一度甚嚣尘上。而近期浙江、重庆等省市高调“挺私”，且国资委、铁道部、交通运输部、卫生部、银监会等部门也纷纷为落实“新36条”一同打出组合拳，其中“国资14条”规定，民间投资主体可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凡此种种，真的宣告民间资本的春天即将来临？国企改革在新的框架下又重新启动？
　　不过，在不少观察者看来，与两年前政府方面的高调相比，近年来民间资本的动向似乎未有实质性变化：垄断国企依旧强大，民间资本仍在“四处游荡”。由于高高竖起的“玻璃门”，使得试图打破行业垄断的政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一纸空文”，民间资本的存在及扩张空间被压缩。如今，在国企改革尚未突围的情况下，能否真正消除民企心理障碍，引导大量民营资本入场，产生促进市场化改革的“蝴蝶效应”，仍是未定之数。
　　以史为鉴：
　　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由什么来配置资源。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模式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此消彼长。但无论哪种模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如果说有差异，仅在于不同历史阶段主导经济的力量在形式和程度上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究其本质，仍是这一历史问题的延续。
　　无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明，还是西方启蒙运动时的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本分都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管理者，而不是与民争利者，所谓“政府应以义为利，而非以利为利”。因此，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行业由政府经办，竞争性领域由民间经办，由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既符合契约精神又符合经济原则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盐铁专营，欧美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无不如此。这是我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成熟的经济体系的前提下，也是中国在经过上百年探索试错并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换来的教训。关于中国企业的模式，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这其实是按照黄仁宇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国百年企业史的一种总结，但纵使今天，国有企业仍未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
　　比如，政治意义上的铁道部是国务院一个部，经济意义上则是一家可以称之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央企，但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回顾历史竟然发现这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兴办铁路模式在今天的翻版。再如，在国企问题上一边是李荣融卸任国资委主任时自诩实现了央企增值保值的“无愧于心”，一边是舆论媒体对“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的口诛笔伐，政府对国企的错误定位让管理者成为两头受气的风箱耗子，即便如此，像中粮收购蒙牛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时有发生；在官商问题上，一边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如影随形，一边是每倒下一位企业家必带出一批“有问题”的官员，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所滋生的腐败让权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人人又希望依附于权力而从中食利。可见，很多本该超越意识形态而无需争论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与常识的距离总是很远，背离常识的结果必定是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而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则容易被固化积淀成社会问题，最终又反过来挑战常识。就像国企问题上，很多在现代企业理论上荒诞可笑的事情，在现实中却成为尊重历史传统，维护政治正确性的选择，这也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顾理论的与时俱进，而忽视历史的原因吧。
　　今天国企数量不但大幅减少，其规模和盈利能力也今非昔比，而私企和外企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成为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但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腐败、不公平也非常严重，这些问题究竟是改革的副产品，还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的挑战下，在速度和规模的刺激下，“大政府小市场”所导致的结果是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甚至是错误配置，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重审批，轻监管”导致的是经济秩序混乱和信用体系的急剧萎缩，在市场化程度上，产品的市场化而非要素市场化让政府仍然牢牢地掌控着经济主导权。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但很多人却把板子打到市场经济的屁股上。具体到国企改革，国企之所以存在腐败，低效率，不分红等问题，这当然与国企内部的治理结构有关，但这不是根源问题。
　　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后的“第三次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产品的市场化向要素的市场化转型的必然要求。虽然，我们已经站在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讨论国企改革，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国有企业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混合体，国有企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史的缩影。“国有”包含了国家、国民、国体、领袖、军队、意识形态等政治要素，“企业”包含了产品、市场、分配、管理等经济内容。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改革，而是对政府介入程度，对国企进行定位的问题，这是国企改革的源头性问题，或者说是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以人为本：
　　竞争性国企如何退出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正确定位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其次才是如何当好裁判，但前者并不是国企存与废那样的形而上学，而应是国情与规律的结合。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基本的原则就是分类管理，首先要把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区分开来，其次才能分类研究国有企业其他方面的改革。可见，国企改革的本质并不是国企该不该存在的简单选择，而是在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转型意义上的国企改革首当其冲的问题并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企业的改革，而是国企的定位问题，这既要考虑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更要考虑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延续。经过多年的摸索和试错之后，我觉得，分类管理应该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适用于私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照搬到所有国有企业中。具体而言，商贸、建筑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制逐渐退出；金融、保险、证券等由央企垄断的金融行业，要对民间资本逐步开放，实行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协商成本高，不但要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还要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而不是叠床架屋式地复制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