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论"视角对悲剧的解读:评[激进的悲剧]] 文化唯物论

　　摘 要：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1948- ）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是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在《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与同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以下简称《激进的悲剧》）中，多利莫尔从“文化唯物论”的视角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戏剧进行了解读，探讨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

　　关键词：乔纳森・多利莫尔;悲剧;文化唯物论;宗教;意识形态;权力

　　《激进的悲剧》第一次出版时，被誉为对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戏剧的开创性地重新评估，至今，它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这部作品的第三版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的前言和作者多利莫尔对本版内容的概述。“意识形态”是多利莫尔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他的政治文化批评的标志性符号。《激进的悲剧》是多利莫尔的第一部著作，他的莎评关注历史、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分析，深入研究了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元素。

　　一

　　《激进的悲剧》自1984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就广受好评，1989年再次发行第二版。英国亚马逊网站评论说：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作品。非常有用，非常有影响力，非常精彩。简而言之，值得拥有。”英国书讯的评论是：它是“一部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重新诠释的主要作品，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评论性作品”。2004年，《激进的悲剧》第三版问世时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评，英国皇家霍洛威大学的基尔南・瑞安评论说：“《激进的悲剧》以一篇强大的激进的文章作序，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论点。，这个精彩的最新版本毋庸置疑是文化唯物论批评的经典之作。”

　　除了序言和注释，《激进的悲剧》全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题为“激进的悲剧：背景和产生”、“结构，模仿，上帝”、“反本质人”和“主观性：唯心主义 VS 唯物主义”。每一部分又分为几个章节，首先作者概述其文学观点，然后通过对具体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文艺复兴戏剧与历史、政治、宗教、意识形态、权力等等的关系。

　　在前言中，伊格尔顿指出之前对悲剧的一些片面的观点，比如说“真实生活里的灾难并不算作悲剧，因为这些灾难让我们沮丧而不是高兴”。如果悲剧里描述了社会秩序被侵犯，它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显示社会秩序有多么地坚不可摧。赤裸裸地描述人类傲慢和欺诈恰恰滋长了胆怯、复仇和服从，而这些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美德，实际上悲剧艺术还有很多。《激进的悲剧》表明了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悲剧如何呈现出批判性而不是墨守成规，如何挑战权威而不是遵从权威。

　　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比宗教更有说服力更持久，也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极细小的行为与至高无上的精神现实相联系。在本书中，多利莫尔用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英格兰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宗教意识形态。《激进的悲剧》充满了各种有活力的思想而且富于洞察力。

　　二

　　“文化唯物论”一词是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那里借用而来的，其特点在于对一切现象进行文化分析，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做文化社会分析。多利莫尔的“文化唯物论”是对威廉斯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在努力将威廉斯的阐释精神延伸到文艺复兴文本中去”。他指出“文化唯物论”具有“四要素”：历史的发展脉络、理论的方法意向、政治的权力参与和文本的分析框架。而“文化唯物主义”主要研究倾向是同文学的“文本”相联系而关注以下问题，诸如：国家权力和对权力的抵抗问题，重新评估一定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针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激进倾向问题，边缘的意识话语对主流话语的挑战和遏制，女权主义观点中女性的真实存在状况和其对文学权力的新理解，国家内部各阶级集团间的冲突和各种权力概念的当代阐释等问题。

　　多利莫尔在本书中从文化唯物论角度主要关注女性主义和性别方面的评论，这会让我们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戏剧有新的理解。而且《激进的悲剧》是跨学科的，而不是仅仅关注戏剧文本，它致力于把戏剧和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在第一部分，多利莫尔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创作背景和产生。他始终围绕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以政治文化批判意识深入具体的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戏剧（从马斯顿的《安东尼奥的复仇》到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悲剧的意识形态和悲剧的特殊价值属性。

　　三

　　在第二部分《结构，模仿，上帝》中，多利莫尔认为布莱希特是詹姆斯一世戏剧和当代唯物主义批评之间的关键环节，首先因为他密切参与改编詹姆士一世戏剧（尤其是马洛、莎士比亚和韦伯斯特的戏剧），并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对他自己作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因为布莱希特预料了大多数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的重要问题。布拉德利和艾略特在二十世纪是批评詹姆斯一世时期悲剧的代表人物。根据布拉德利的理论，审美形式可以创造理想的统一，从一个虚构的选择到混乱的现实;根据艾略特的理论，在历史动荡和混乱之外，审美形式代表或引起真实的秩序。在《激进的悲剧》中，多利莫尔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从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阐述悲剧文本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他强调悲剧与政治、悲剧与意识形态、悲剧与权力、悲剧与历史的矛盾运动，在悲剧与政治、悲剧与历史、个人与群体、权力话语与非权力话语等各种力量相撞击的“合力”结构中展看批评，以文化视角关注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及其意识形态范式。可见，多利莫尔把对“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更加注重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从而将“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升为对文艺本质性的思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这两种理论相对应的观点，同时还有模拟概念的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理论中，模拟主要有两种概念――理想的模拟与现实的模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利莫尔指出，一些詹姆斯一世的悲剧似乎发现宗教理论的矛盾和缺陷，即使他们已经开始证实它的合理性或者至少假设它是正确的。其它悲剧更直接地质疑宗教。他们攻击宗教，特别是一个特定的宗教理念，比如说通过破坏体现它的戏剧性的惯例。他们还挑战宗教的基本前提，因为宗教来源于自然法则并有赖于自然法则从而得以发展。 　　四

　　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多利莫尔主要阐述了他对主观性（subjectivity）的认识。詹姆斯一世的悲剧预示着唯物主义分析的核心原则，即“人”的实在说的概念使真正的历史条件变得神秘莫测，而人们的实际身份正是扎根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在他的政治文化的文学批评观中，“反本质人”是核心概念之一。多利莫尔认为，“反本质人”的观念主要是在挑战一种理想，“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天性’，人的一切特征都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社会因素的产物”。多利莫尔的反本质的人的观点体现出一定的激进色彩。在《激进的悲剧》中，多利莫尔提出一个初步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悲剧的角度，丰富了文学批判角度，弥补了对詹姆士一世时期和本时期戏剧的主体性的历史性理解。关于主体性问题，多利莫尔认为，从文学批评传统来看，有两种观点时常处于争论中：一是“本原主义”，即把个人的个性看作是先天给定的东西，看成一个由文字和行为表述的内核，从而确认主体的先在性。二是“去中心论”，认为主体是社会和后天所造的结合，强调占据“主体位置”对自我形成的重要性。多利莫尔在对“本原主义”批判的基础上，辩证吸收了“去中心论”的观点，从而阐述了自己对主体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多利莫尔认为：“基督教精神赋予人类一种精神存在，但却是来自并依赖于上帝，从而带来了问题。一般说来，基督教精神对于灵魂的解释仍然是一种本原的同一性，它被认为在根本上是不可分解的。”

　　伊格尔顿如此评论多利莫尔：“作为坚定的文化唯物主义者，他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大胆的、跨越历史的、全方位的显著研究，值得我们关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尔・奥特曼（Joel Altman）评价《激进的悲剧》是一部“独创的和令人兴奋的”作品。乔纳森・多利莫尔不仅对文学历史和理论以及当代社会批评有深刻的把握，而且他还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去启发读者的思考。”《激进的悲剧》第三版出版后，英国斯特林大学的约翰・达卡吉斯（John Drakakis）评论说“在学术界能打破旧习实属罕见，但是多利莫尔大胆地重估自己的项目，并提出了与英语学习中的更有批判性的文化的哲学辩论相关的问题，而《激进的悲剧》继续做出了主要的学术贡献。”在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推崇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形势中，多利莫尔在《激进的悲剧》中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野，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动态的整体的结构关系中对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进行了详尽阐释，这对我们正确理解文学的本质问题和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相关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Peter Erickson “Review of ‘ Political Shakespeare’”， Shakespeare Quarterly， No.2.（Summer，1986）.

　　[2] Jonathan Dollimore，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s.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New York： Cornell UP， 1985.

　　[3] Jonathan Dollimore， “Death， Desire and Loss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4] Jonathan Dollimore， Alan Sinfield， “Culture and Textuality： 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Textual Practice，4，1990.

　　[5] Jonathan Dollimore， Radical Traged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6]胡庆铃.论多利莫尔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主体建构理论[J].载《理论视野》2006年第2期.

　　[7]马新国.西方文论史 [J].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8]王丽.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文学批评思想研究[J].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