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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中国茶文化的联系】 道教与养生的联系

发布时间:2018-08-01 03:53:45 影响了: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儒、道、释文化的有机统一。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道教与中国茶文化的联系,一起来看看。

道教与中国茶文化的联系

  道教与中国茶文化的联系

  一、养生悦志,道法自然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饮茶的器具,环境,所用原料等皆颇讲究品第,品茗过程并非一般的饮用,注重由茶而衍生的思考,小小杯盏中有玄妙的无限乾坤。

  “悟”茶不同于水,水意在解渴,而茶重在“和静清寂”的环境中感悟。因此中国文人常常借饮茶做诗,抒发人生之感,如自居易的《晚起》:“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庸懒还自哂,快活亦谁知。”写出了清淡自然,返朴归真的生活情趣。同样一杯茶,不同的人品会有不同感受,这区别来自饮茶人独有的生活阅历。在这一点上,茶和道是相通的。

  唐朝有则“吃茶去”的著名公案,说的是赵州禅师崇茶,认为吃茶能消除学人的妄想,能帮助人明心见性。当别人向他请教佛法时,他往往只是答“吃茶去”。正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通过饮茶自会有所感悟,寻得所求答案,启发学僧转向对内在本性的发现。

  道教的养生思想正是“且喜人间事不暄,我命在我”的理念。道教养生术中,有“存想”一说,就是闭目静思某一特定对象,让心境平和下来去冥想,这正和赵州禅师“吃茶去”的意图是吻合的。茶文化与道教都提倡人们在“静”中品味人生,用以承载思想的工具,一个是有形的茶,一个是无形的道,但都主张“清净”与“感悟”。

  二、浅论《茶经》的道家思想

  中国茶文化标志性著作《茶经》深受道家思想浸染,体现了自然天道的美学思想,自然天道正是道家哲学观的核心,《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随顺自然的审美观充分体现在《茶经》的各章节中。论及茶叶的品质,《茶经》认为野生茶比种植茶要好,茶树不适合人工种植;论及盛茶的瓷器,《茶经》认为越瓷、岳瓷最好,因为越瓷和岳瓷青,更益茶水的自然绿色;论及煮茶之水,《茶经》认为山水最好,因为山水最近自然,江水、井水难免易受到人为的污染破坏。《茶经》于茶事多有品第,而“上”者多是自然之品。

  《茶经》“九之略”在描写茶境时如此叙述:“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磊跻岩引缳入洞”。生动描绘出在寻幽探奇中人,茶统一于自然之境。茶文化是最具自然性质的一种文化形态,自然是茶道最本原的内核。“九之略”淡化了《茶经》所弘扬的“精行俭德”,而以自然为茶道取向,正契合了老子“道”的三个特性之首:客观,自然。在道家学说中,道法自然是最终的境界,也是最原始的出发点。

  三、从中国茶德看茶文化与道教之关联

  陆羽《茶经》提出“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在当代。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将中国茶德精辟地概括为“廉、美、和、敬”。中国茶德不仅成为茶人的礼仪,而且成为民族的礼仪,中华精神的所在。道教为修道者设定了三种境界,分别是:自我内在的修养;超脱尘世社会的烦扰;自在的体会自然之和谐。道教重视生命,并由此上升到最大限度的维持与享受生命。对比中国茶德,“廉、美、和、敬”,也是对修养的境界的设定。是对茶人所要达到的精神层次的要求。

  此外,茶德中提倡的文化精髓与道教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道教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去兵去战”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民风淳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倡“天地合一”,要求人不要破坏自然,道教把这种和谐的状态看作是富足的标志。崇拜自然正契合了茶文化中的“和”与“敬”。

  再者,道教的政治主张是“清静为天下正”。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施政治国要顺乎自然,统治者要清减政务,尽可能减少政治措施对社会、民众的干涉,维持世间万物的正常秩序。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行,衍生于自然,更离不开道教哲学理论的支撑。

  四、以唐朝茶诗为据反观茶文化与道教之融合

  唐代文人茶文化的取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唐代茶诗中,而茶诗中对茶性的认识也与道教相呼应,如韦应物的“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园中茶生》)、陆龟蒙的“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奉和袭美茶具十咏口茶人》)、灵一的“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

  对比茶诗与道教典籍《庄子》不难发现:注重修身养性;顺应大道的主张;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的理念是相互辉映的。赖功欧在《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核》中对唐代文人的隐逸观念与茶文化内核的关系有过精到论述:“茶文化是最具自然性质的一种文化形态”,“事实上,‘自然’、‘隐逸’观念与茶,本身就存在着有机联贯性。”道教作为中国古老的宗教,在文学中有深刻的烙印,又通过文学这一表现形式,将茶与道巧妙的结合。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砥全在道教”。茶文化与道教,是相辅相成的,在历史长河共同成长。中国是茶的故乡,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早已融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融日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之中。在茶文化广博的内涵中,道家思想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道”字,有道不尽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在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茶文化与道教都被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二者的联系不仅不会因此疏远,反而会因为对于民族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增强愈加紧密,这两朵中华文明宝库中的奇葩必将交相辉映,无比绚烂。

  道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历史表明,道家或道教与茶的关系 ,比儒、佛二教更为久远。在中国茶文化萌芽期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同时也是老庄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五斗米道”,是为道教定型化之始。

  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 ,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所谓的服饵,就是通过服食药饵来摄生养命,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起初 ,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 ,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于是,真人道士大都改服自然界生长的草木类药饵。

  在道教徒们长期的研究、服食过程中,数以百计的草木类药物被道教人士所发现和认识,包括茶在内的大多数药物的功效也得到了确证。汉魏六朝的数百年间,谈到茶的功效的典籍很多。如《神农食经》言:“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时张揖《广雅》说:“其饮醒酒 ,令人不眠。”晋张华《博物志》载:“饮真茶令人少眠。”华佗《食论》言:“苦茶久服,益意思。”上述数则史料大都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谈论茶的药效的,认为饮茶之功效包括有力悦志、令人不眠、增进思维及醒酒等,由此表明人们对茶作用于人精神的功效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对茶这种用作服食的神奇植物寄予相当大的希望,把茶视作轻身换骨、羽化成仙的“上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如《壶居士食忌》言:“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陶弘景《杂录》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 ,服之生羽翼。”

  丹丘,是道教传说中的的神仙所居之地。丹丘子、黄山君、壶居士 ,据说都是汉代的仙人,从他们都爱好饮茶来看,此三人应当属于茶文化史上有最早的道教人物。虽然这些记载有些荒诞不经 ,但毕竟道出了道教与茶之渊源关系。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 ,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 ,便可以上通仙灵了。后来 ,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 ,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 ,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这是汉魏六朝时期饮茶习俗出现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同时也为饮茶的药用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随着道教对茶这种植物的认识不断加深,冀望长生不老的道士们开始在自己修炼之处种茶、饮茶。俗话说:“自古名山出名茶。”道徒们的隐居修炼之处,大都是人迹罕至的名山洞府、人间仙境,独特的僻静幽深地理位置和云雾缭绕的气候条件 ,使这些洞天福地具有茶树生长的优越条件 ,非常适宜种植茶叶,于是 ,在这些道徒们修行炼丹之所在,一批有影响的名茶被制造出来。如东汉末年,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玄就曾在天台山植茶。其后裔东晋葛洪在《抱朴子》追述:“盖竹山天台山有仙翁茶圃,旧传葛玄植茗于此。”此外如青城山、峨眉、庐山、武夷山、四明山、天目山、君山、罗浮山、衡山、逍遥山 南昌西山 等地 ,既是道教理想修道场所 ,又是著名的茶叶产地。

  其时,道教神仙、真人道士与茶相伴的故事,也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种道教典籍和志怪小说中。汉代的《神异记》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 ‘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 ,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 ,可以相给 ,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 ,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故事中的丹丘子 ,与陶弘景所说的丹丘子,显然同是同一位神仙。其中说丹丘子为余姚虞洪指示大茶树,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出》有“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 ,大者殊异 ,小者与襄州同”的记载 ,表明至少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浙江省余姚县瀑布山中确有茶叶出产。

  《晋书·艺术传》言:“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 ,而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敦煌人。幼好隐栖 ,曾学习辟谷 ,修行七年后 ,冬能自暖,夏能自凉。后赵武帝时,他在河南临漳昭德寺坐禅,经常用茶来驱除睡魔。从此人的事迹来看 ,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教中人。另据《宋录》记载:“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 ‘此甘露也 ,何言茶茗 !’”新安王刘子鸾是南朝宋孝武帝的第八子 ,豫章王刘子尚是其第二子,这两位皇子到安徽寿县八公山昙济道人处饮茶, 说明了此地的昙济道人是一位善烹茶的道士。此外,东晋干宝《搜神记》、陶潜《续搜神记》以及《异苑》、《广陵耆老传》诸书 ,均载有道教鬼神饮茶之奇闻异事。

  从道教信徒们赞誉茶为仙茗、仙茶、甘露这一点来看 ,道教对茶这种植物的重视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中不难发现汉魏六朝时饮茶风俗出现与道教的深刻渊源。当时,各种典籍中如此众多的道教茶事典故 ,既是道教人士热衷于饮茶之确证,又是饮茶风习开始向民间普及的一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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