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际难民问题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形势与政策论文

　　难民问题的本质是人权问题，这不仅是单纯某一国家的责任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难民问题的论文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论难民问题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难民问题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欧洲难民潮缘何遭遇“尴尬”》

　　【摘要】欧盟及其成员国被不断加深的难民危机程度、持续扩大的难民规模和不断出现的惨案与人道主义灾难逼迫着，亦步亦趋地被动应对，且处于各国分散应对、缺乏整体协调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欧洲 难民 欧盟一体化

　　今年夏天，对欧洲来说，烦心事可谓接踵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1日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达成第三次对希腊的救助协议，希腊“退欧”的警报得到缓解。正要暂舒一口气之时，汹涌而至的难民潮又令欧洲陷入另一场危机。正如德国默克尔八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难民问题将成为欧盟严峻挑战，甚至比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

　　难民潮规模大、惨案多，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此次欧洲难民潮有如下特征：其一，难民数量规模大、途中惨案多。据联合国难民机构的数据：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0万难民和非法移民经过地中海等渠道涌入欧洲，有2500多人在途中丧生，而去年全年总计只有21.9万和3500人。今年4月意大利濒临地中海的兰佩杜萨海岸附近，偷渡难民800余人因船只翻沉而葬身鱼腹，8月维也纳附近高速公路汽车70余人窒息而亡，9月令全球扼腕垂泪的幼童溺亡土耳其海滩，一桩桩惨案显示：难民迁徙途中，可谓海上、陆途噩耗连连，系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其二，此次难民大多为战争难民，而非经济移民。略加统计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近期大量涌入欧洲的难民主要是战争难民，大多数来自于近期战乱频仍的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随着伊斯兰国势力范围的扩展而不断增加。据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今年以来，经地中海等涌入欧洲的30余万难民中，近80%来自叙利亚。

　　其三，此次难民危机，波及欧盟成员国多。直接波及的“第一线”国家不仅有传统的难民涌入国家意大利、希腊等，更有匈牙利等中、东欧新成员国;各国表态谨慎，难以迅速作出联合应对、相互协同的决定，并高效地付诸行动。呈现给世界的是：欧盟及其成员国被不断加深的难民危机程度、持续扩大的难民规模和不断出现的惨案与人道主义灾难逼迫着，亦步亦趋地被动应对，以及各国分散应对、缺乏整体协调的尴尬局面。

　　纵观此次难民潮的缘由，应该说，主要不是为追求经济和生活福利而引起的“经济移民”，而是由战乱和社会动荡衍生出来、兼具求富的求生难民。这显然与前段美、欧强力干涉西亚、北非国家内政，推动“阿拉伯之春”，以及更早时候进剿阿富汗塔里班等，造成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等西亚、北非等地区的战乱、冲突频仍，极端的伊斯兰国(ISIS)趁机做大、民生凋敝直接相关。某种程度来讲，美、欧为首的一些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典型的“始乱终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属于“自食其果”。当然，难民会集中涌向欧洲，也与欧洲经济富裕、生活水平较高，以及历来崇尚和标榜“平等、自由和博爱”、具有接受和资助难民的历史有关。大量难民不愿在匈牙利等国歇脚，而是直奔德国等欧洲核心国家，对此作了很好的脚注。

　　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难民潮遭遇两难

　　今年早期就开始出现的难民潮，给目前深受欧债危机荼毒和疑欧、脱欧等反一体化思潮上升，及极端排外势力困扰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各国继续走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在欧盟旗帜下统一行动的意愿，以及作出必要牺牲、贡献与妥协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无疑，此轮二战后欧洲遭遇的最大难民潮，给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极大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欧洲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自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高擎人权、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大旗，令其面对大量难民偷渡途中溺毙海上和窒息于陆路等人道主义灾难，无法袖手旁观。今年4月，当难民偷渡船沉没，大量难民命丧地中海的意大利兰佩杜萨惨案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国际移民组织”以及许多欧洲政治家纷纷指责当事的南欧国家和欧盟机构缺乏“人道”精神，未尽全力救助和安置“地中海难民”之责，使当事国和欧盟处于深深的尴尬之中。而当叙利亚3岁溺毙幼童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被广泛转发，成为此次难民危机的经典画面后，舆论出现转折，欧盟相关国家被迫给出了较前积极许多的反应：德法共同呼吁，尽快出台有关难民分配的相对温和的方案，力图让各国均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匈牙利组织上百车辆，运送难民前往其向往的奥地利;德、奥均答应同意接受这批到来的难民;就连此前态度强硬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宣布英国将接受4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再花1亿英镑用于人道主义救援。

　　另一方面，经历了欧债危机近六年的荼毒，欧盟国家消费和投资预期溺弱;经济复苏缓慢且乏力，通货紧缩;失业高企，平均达到9.6%;公共债务居高难下，平均公共债务仍高达 92.9%。这些因素导致欧盟国家内部，无论是核心还是外围国家，排外、极端势力不断崛起，借此鼓动民众仇视外来移民。尤其是作为欧债危机重债区的南欧诸国，如意大利、希腊等一线国家本身就是外围国家，经济、社会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如希腊本身国债高达175%，失业率高达25%，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50%，刚刚勉强通过接受第三次援助而逃过脱欧一劫，本身财政就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未来三年得靠国际债权人860亿欧元的援助方能苟延残喘。面对突如其来的汹涌难民潮，其压力可想而知，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之感。而此次危机涉及的另一个主角匈牙利，则属于欧盟新成员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福利水平与“老欧洲国家”相比弱势明显，且持有的理念也有所不同。所以面对移民潮，匈牙利不惜公然违背欧盟“社会团结(solidarity)”原则，在短期内建起了阻止难民涌入的铁丝网和隔离墙，被法国外长斥责为“可耻”和对欧洲共同价值观的不尊重。甚至在库尔迪溺亡，难民问题出现转折，老欧盟国家纷纷接纳新难民等之时，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四国仍然明确反对摊派难民。这完全属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另外，由于欧洲、尤其是西北欧国家如德国、瑞典等国给予难民较好待遇，往往容易激励大量境外寻富经济移民的涌入，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风险。相关国家担忧此风一开，尤其是建立固定的难民分配机制后，将激发更大规模的经济移民潮，无法招架。凡此种种，显示出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理念和实际运作窘迫之间的当事国家所表现的极端理性而无奈的选择。

　　移民潮凸显了欧盟成员国间的分歧和欧洲一体化的软肋

　　面对如火如荼的难民潮，欧盟成员国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表现出的不是欧盟座右铭所显示的“多元一体”原则，而是更多地遵循“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信条。观察此次难民潮的应对，不难发现：

　　其一，希腊、意大利等前沿国家疲于应付，匈牙利等中转国家拼命抵御和堵截，主要接受国家德国、瑞典、英国等也有分歧。传统上友善难民的国家如德国、瑞典、荷兰和奥地利等国主张伸出援手和善待难民，而匈牙利、英国等则对源源不断涌来的难民潮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其二，欧盟在司法、内务领域一体化程度不够，难以作出迅速、高效和一致的反应。难民和非法移民的甄别等事务，严格来说属于各成员国政府的主权范围，该权利并未被各国完全让渡给欧盟，管辖权主要在各成员国手中。同时，难民潮的应对、管理，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司法和内务合作的范畴，与欧洲一体化中第一支柱经济共同体和第二支柱共同外交和军事合作相比，是一体化合作程度相对较低的领域，欧盟更多是通过“软性约束机制”呼吁各成员国向其看齐，而非通过强制性地引入一体化，命令各成员国共同执行。

　　其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原先业已形成的原则共识可能就此荒废。此前，为了推进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申根协议实施，厘清内部责任，欧盟曾就移民接纳、安置等通过了《都柏林公约》，规定了非法移民首个入境国家负责审核申请、不得向多个国家申请，以及再遣送时必须遣送至首个入境国原则。但实际执行中希腊、匈牙利等国几乎使该公约形同虚设。今年4、5月为了应对难民潮，减轻前沿国家压力，形成欧盟内部应对机制，在欧委会和德国等推动下，曾提出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欧盟各国的GDP、人口总数、失业率及已安置难民数，综合算出各自国家接受难民的“固定配额”，但遭到了英国、匈牙利、捷克等的反对而作罢。这也就形成了目前应对的特殊局面：各成员国对难民问题的应对策略大相径庭。

　　难民潮的应对事关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走向

　　难民潮的应对不仅涉及到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接收、安置和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问题，更涉及到后欧债危机时期欧洲向何处去的问题。如若处理不好，首先会冲击到欧盟内部鼓励人员和要素流动的申根计划，变相鼓励各国重新封闭起来;其次会加剧欧盟内部疑欧、脱欧势力的大举抬头。在此次危机中，英国拒绝加入欧盟相关统一行动，反映出其担忧相关内务主权的丧失和脱欧倾向的深化;捷克、匈牙利甚至以宗教等为理由，坚决不愿分摊相关责任，反映出中东欧新成员国对欧盟老成员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认同感并不强，而是更多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无疑会引起老成员国的反感，离心离德，肯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面对此次难民潮，最终达成某种一次性的分配解决方案，挽回一点面子，似乎可以期待，但关键是欧盟能否经过协商，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移民检视、甄别机制，打击偷渡、走私，加强边境监管。如若不行，则会直接影响到后危机时代的一体化的推进，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是个考验。最后，难民问题釜底抽薪式的解决，还在于解决好难民流出地如西亚北非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进步，这才是解决难民问题的真正关键和根本所在。解铃还得系铃人，当年大举介入西亚北非社会转型的欧美，应该承担起处理难民潮的主要责任，而美国则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协助欧盟一起解决这一危机，同时反省以前鼓动颜色革命的后果和代价。

　　【参考文献】

　　①甘开鹏：《欧洲难民政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难民问题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试谈大国如何对待难民》

　　根据《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滞留于我云南南伞口岸附近的缅甸边民有一部分属于“难民”，对他们的安置也得遵守“不推回”、“便利”等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先建立难民身份甄别和确认机构，作为配套与完善，还应尽早建立针对外国移民的移民部(或署)。

　　数年前美国政府一份内部报告表明，全球难民人数已经上升到1700万，而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庞大的非法或合法入境后正在试图申请难民身份的移民，如在加拿大一直申请难民身份却未果的前远华公司总经理赖昌星。联合国难民署确认的难民数没有美国统计的多，但承认全球需要联合国难民署救助的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大关。难民的成因，多半与自然灾害、战乱、宗教、种族或政治等因素有关。如何对待难民，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处理难民能力构成了大国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难民的定义

　　据1951年《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第一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按照1967年国际上订立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难民的定义有延展的趋势，凡满足于三条件：1、栖身于本国或经常居住国之外;2、不能或不愿受本国保护和不能或不愿返回经常居住国;3、有正当理由畏惧迫害的，都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普遍承认为难民。

　　这样的定义，使有能力提前干预的大国，有机会在“难民”到达国门之前就进行挡截并加以遣返，规避了“难民”身份的产生。本文将要谈的海地案例就是大国干预案例。

　　但是，假如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大量难民拥入国境后，又该怎么办呢?

　　按国际法，第一是遵守边界不拒绝原则，也就是《难民公约》所规定的“不推回”原则，即，除非难民本人自愿，否则“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国家领土边界”。“不推回”原则是处理难民问题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第二是“给以宽容和提供便利”原则，这个原则包括不得对非法入境难民施以刑罚，不得对非法入境难民施加不必要的限制等。不过，“国家不对非法入境的难民进行刑事处罚……但不包含行政上的拘留”;《难民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并不妨碍一个缔约国在战时或其他严重或特殊情况下对个别的人在该缔约国判定该人确为难民以前，并且认为有必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应对该人继续采取措施时，对他临时采取该国所认为对其国家安全是迫切需要的措施。”

　　“难民”身份一经形成，就受到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法的保护。所以，处理难度相对加大。本文要谈的果敢难民就是其中一例。

　　海地案例

　　海地强震灾难，震在人口密集的首都太子港，使本来在联合国力量干预下勉强运转的海地政府，一下子在天灾中彻底失去功能，并很难在可预期的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转。海地成了难民潮的现实输出国。而从地缘关系上看，邻近且富裕的美国和加拿大是海地难民进入的潜在目标，不妨梳理一下这两国的处置手法。

　　宏观上，美国大体采用“海防线前移”及“海防线严守”的边境策略及“迅速稳定海地国内秩序”的干预政策，双管齐下，阻止海地灾民跨海拥入迈阿密港。如果美国不前移海防线，并纵容强渡跨海的海地难民因海难葬身海底的悲剧发生，那么，美国受到的国际谴责会如潮水般涌来，迫于压力，美国只能开放边境。如果美国不强力干预海地，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海地局势稳定下来，减少灾民出逃的冲动，美国也将受困于海地难民潮的负担。这是地缘关系使然，不用过度拔高美国的人道主义干预的道德性。

　　为呼应这个宏观策略，美国一方面派出航母军舰及空军，在海地近海筑起拦截线，一旦发现灾民外逃，就及时拦截，并加以遣返，一方面派数万地面军队进入海地，维持秩序。为了应付“漏网之鱼”，美国腾空了关塔那摩监狱，作为临时囚禁海地难民的地方;美国也把位于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非法人境者拘留中心清空，准备专门接收和拘押海地难民。

　　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在可以“软”的一面上，尽量做足“国际人道主义”的姿态。如美国和加拿大第一时间宣布“冻结”那些早在地震前就已进入国境的非法入境者的“遣返”程序，并表示加快受理“家属投靠”类难民入境申请。但是，在美或在加有合法身份海地人的海地亲属，相对于海地全国性灾民人口，毕竟是相当不起眼的少数，难怪加拿大自己的议员都发出“虚伪”的骂声。

　　倒是塞内加尔有关人士提议，让这些当年被美、英、法等国带出非洲、后又被遗弃于加勒比孤岛上的海地黑人，来一次“出埃及记”，让他们回到非洲。塞内加尔总统韦德说，非洲完全有能力开辟一块地盘，收留海地人回家。非洲有此声音，值得关注。

　　果敢案例

　　2009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南宁会见了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秘书长丁昂敏乌，就如何安置缅甸越界难民和稳定中缅边境地区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两国应从缅甸长治久安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维护中缅边境地区稳定。

　　2009年8月，缅甸果敢地区爆发战事，大批缅甸边民恐慌性拥入我境内，由此产生了难民安置问题。按《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定义。滞留于我云南南伞口岸附近的缅甸边民有一部分可归入国际社会定义的“难民”之列，那么，对他们的安置也得遵守国际通则，如“不推回”原则、“便利”原则及“国际合作”原则。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先建立难民身份甄别和确认机构，依个案申请原则，准予或否决申请人的难民身份。据笔者了解，目前我国并没有供难民申请难民身份的常设机构。我国可以利用果敢难民事件趁势建立相应机构。作为配套与完善，中国应该尽早建立针对外国移民的移民部(或署)。

　　难民问题不仅是难民本身的问题。也是难民流入地的问题。因难民的流入，边境经济和边境地区居民生活会受到极大干扰，我国可以通过与联合国难民署或与国际上难民救济组织加强合作，利用国际资金解决难民和居民的实际经济困难。

　　中国和缅甸是友好邻邦，中国一直执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也不回避中国谋求在缅甸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对待缅甸果敢难民问题，中国应该在积极承担国际义务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与缅方合作与协商，尽量实现一个中缅及难民三方共赢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可在国际上展现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也可以使中国在周边事务上占据人道主义的有利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未来类似周边国家动荡引发难民潮问题的处置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并促进国内相应机构的改革和完善。

　　老挝苗族案例

　　与预防性的海地案例和处女作式的果敢案例不一样，泰国的老挝苗族案例是个迁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2009年底，泰国政府强行遣返老挝苗族难民，此事经美国媒体报道后，人们才慢慢得知这一群体处境悲惨的生存状态。

　　老挝难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越战时期，美国武装了老挝苗族，让其卖命打击渗透入老挝“胡志明小道”的越共。越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人撤离印支半岛，大批老挝苗族逃入泰国，沦为难民。

　　据《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于时语先生描述，至今还有不少老挝苗族逃在深山老林中，带着越战时代为美国卖命的伤痕，与后代一起过着“白毛女”般的半野人生活。几十年下来弹尽粮绝，一些“白毛女”被迫向当局投降。但是老挝对这批“历史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政治“小鞋”显然没有停止，造成苗族继续从老挝逃亡，而滞留泰国的难民则坚拒遣返。

　　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泰国一直不敢强行遣返老挝苗族难民，但进入新世纪后，美国打着“重返亚洲”的旗帜，与各昔日东南亚“敌对政权”修好，不再接受老挝苗族难民入境申请。被美国抛弃的老挝苗族面临着被遣返的命运。

　　据研究，老挝苗族本是中国人南迁后形成的，其历史故乡的根在中国，是中国苗族的分支。观察家认为，老挝苗族难民一直游离于历史故乡的关怀之外，这有损中国的大国形象，也浪费了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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