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土地的深情我们难以想像_2018年农村土地新政策

　　作家展锋的长篇小说《终结于二○○五》以地火蕴积般的力度，以大河奔流般的快畅，讲述了珠江三角洲一个农民家族的百年奋斗史，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源远流长的土地情结，以及在改革开放时代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必然性地失去土地时那种恐慌、失落、感伤、渺茫、无奈的心态――任何人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都会有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感。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农民，正是在这种历史性变革力量驱动下走向城市，自然带着走向新生活的兴奋，也必然带着告别旧生活的惆怅。好长时间没有读到有这么强烈的历史纵深感的小说了。可以说，这是广东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当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农民对土地的深情是我们难以想像的。这部作品描写的农民家族的故事，就是围绕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的。在这一百年的生存斗争中，这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总算实现了几代同堂的传统理想。然而，他们真正自觉爱上这片土地，真正感受到土地与自己命运的血肉关系，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苦难和动荡的年代，农民对土地并没有表现出深情。只有在农民真正意识到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他们才会有如小说所写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深情。几代农民的血泪积累出的土地情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结出了幸福之花。问题是，珠江三角洲这些自以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而有些得意、有些醉生梦死的农民，有一天发现，在时代前进的力量面前，他们仍然那么渺小，那么无力。他们刚刚懂得如何去爱这片土地，却又不得不失去土地。小说主题上的这个内在冲突是剧烈的，也是挖掘得比较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有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那是他们在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的一种痛苦选择――他们宁可在城市底层中挣扎，也不愿在传统土地上做主人。然而，富裕起来的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像命根子一样要保住土地。小说写的正是这些富裕的农民，把笔触伸到了他们内心世界，道出了他们的秘密。这是真实的，准确的，也是有独到发现的。广东的小说，总是这样敏感、这样迅速地向我们传递着来自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时代信息。
　　家族小说通常会有相当多的浪漫成分。《终结于二○○五》同样写得非常浪漫，可以说，家族中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密度之大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不得不佩服作家那种高密度的叙事才能。小说中，很多地方写到“大伯”这个姬姓家族的掌门人如何来保持当代望族的势头，他建九龙柱九凤壁、建祖祠等行为，看上去很有一种农民特有的浪漫――一种迷信中的文化，但实际上是农民对永久占有土地的一种神圣仪式，也是用来抗衡现代进程的一种标志。可以说，这种“迷信”背后有着深远的生存斗争的内涵，在本质上一点也不浪漫。作家显然把握住了本质，不断加大农民现实冲突的力度，呈现出小说主题的现实严肃性与严峻性。因此，这部小说才具有一种我们当今文学久违了的现实主义力度。
　　要站到现实主义高度上，就必须勇于直面现实矛盾冲突。《终结于二○○五》正好是一部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现实的小说。因此，它能够准确真实地描写出当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对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富裕农民来说，文化的觉醒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满足。他们能敏锐感觉到时代的发展最终将改变他们脚下这块土地，包括土地的所有权。所以，他们聪明地运用经济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宗族的力量、传统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来千方百计保卫自己的利益。作品以同情农民的心态描写了主人公“大伯”如何策划和实施一场土地保卫战。这种利益诉求，和政府的城市化决策之间是有冲突的，有时冲突会出现激化。小说真实地写了农民为了土地问题，集体到镇政府去对话，搞得镇政府很狼狈，不得不出动警力，动用高压水龙头的情节。小说写出了生活的真实性，但政治上非常清醒，没有过当夸大农民与政府之间矛盾的性质，而是与此同时，写出政府本着对农民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尽可能减轻农民在历史必然性进程中的损失和压力，政府也在处理这种群发事件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实现执政为民的理念。这也是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们会注意到，小说的政治态度、思想态度、文化态度都非常积极，非常成熟，非常正确。必须具备积极成熟的思想，才能正确把握矛盾的性质和生活的本质，才能把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上升到时代精神的高度。
　　小说《终结于二○○五》在当代农村题材方面的探索很有意义。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不能像乡土小说那样靠一点风情民俗来逃避现实矛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矛盾又有自己的时代内涵，与上个世纪那种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现实矛盾冲突的。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我们要怎样把握才是正确地、才是准确地反映农民的土地之情，展锋的小说做了积极的探索，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这部小说把握现实的真实到位最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写了几代农民，如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伯父、高脚、龅牙等许多人物，生动丰富地构成了几代人的故事，形成了家族小说独有的宏大叙事结构。不过，这部小说最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人物当属“大伯”。他是这个农民家族最后的掌门人，又是村支书和村里的决策者。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农民家族的生存力量、生存智慧和生存矛盾，集中了农民对土地的全部感情和功利需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民的这些特点更加鲜明。作为这场土地保卫战的主角，他的才能、智慧和局限展现得极有时代风采。这个人物通常会被很顺理成章地写成“土皇帝”。事实上，“大伯”的一些所作所为，的确有几分“土皇帝”的模样。要按一般的反腐小说的写法，这个人物一定会处心积虑地把政府官员收买下来，在政府中养着一个自己的代言人，而自己则躲在村子某处深宅大院中，控制着整个局面，最后事情败露，成了违法犯罪分子。这样的小说人物我们看得很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政治生活的真实一面，但这种人物看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好在我们读到的“大伯”这个形象没有沿着过去小说思路走。在小说中，“大伯”这个形象，更多地被注入农民政治家的智慧和文化含量，使之成为一个为保全农民家族光荣与梦想而如履薄冰的角色。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进程不可阻挡，但又得保护土地给农民的经济生存的利益，他所做的一切，包括请神搞文化，都只是想延缓这个进程，给农民争取更多的主动的机会。所以，才有他不断与镇委书记周旋斗智的情节。他与镇委书记洪志伟的关系很有意思。两人都是智者，都有各自的理想。是朋友又是对手，有冲突又有合作。洪志伟展示出他基层执政者的能力和水平，而“大伯”也一点不逊色。两个人构成的这种关系，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冲突的特色。也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个人的性格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这两个人物都是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新人物，只是“大伯”的形象更完整，更成熟一些。从“大伯”性格走向看，一个新农民的形象正在小说中孕育。
　　顺便说一句。用第一人称方式讲述一个80万字的家族故事，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复杂的结构，用一个固定的视角有局限，而且说到得意处会放得过开，收不回来。当然，这些问题，和作品厚重的主题相比，就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