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俄版画之间:的俄战役

　　有一年德国慕尼黑博物馆的馆长来到鲁迅故居，看到鲁迅所藏乔治·格罗斯的版画作品，大为惊异，她说这在德国已经看不到了，其价值与毕加索的作品一样，是无法估量的。我听到后心里一动，自惭对此知之甚少。乔治·格罗斯是达达主义艺术家，所画《席勒剧本〈强盗〉警句图》，在夸张里有奇气的涌动，似乎有狄更斯的张力在。记得鲁迅还译过格罗斯谈论都市文化的文章，可见对其印象之深。在鲁迅的藏书里，德文的数量很多，其中包括诸多的艺术品。比如凯绥·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塔尔曼、恩斯特·巴尔拉赫的版画，均为世间珍品。鲁迅博物馆建立后，那些资料都是冯至、徐梵澄等先生整理的。而多年来细细研究这些藏品的人，还为数不多。
　　不过鲁迅的德文藏品，许多是关于俄国话题的。他晚年有意从德国资料去瞭望俄国，而对德国问题的打量却甚为有限。有人提出，那么熟悉德国艺术的鲁迅，何以在晚年把兴奋点转到俄国，或许有另类的思考也有可能。他的许多翻译，依靠的是德文书籍。在他那里，有两个德国。一个是尼采的德国，一个是珂勒惠支的德国。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他对德国的兴趣也仅仅止于一点，从德国文献进入俄国社会，才是他的趣味所在。
　　德国精神的浑厚奇异之姿，在哲学与艺术的世界体现得充分，而社会病态的一面却没有为之而减轻。鲁迅不止一次谈及对希特勒的反感，在他看来，有厚重的遗产的国度，易有包袱，会有走向暗路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角色就使人失望。他看到了德国的变化，学院派与世俗社会的理念是两重的，哲学在象牙塔里的时候，远不及在泥土里生动。德国有质感的艺术和哲学，其实是在切割与自言自语的哲学的联系。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感受到德国的危险性，他和宋庆龄、杨杏佛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可见那时候的态度。后来他看见乔治·格罗斯的作品，了解到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博弈，才知道革命的路，不都是俄国自身的产物。而凯绥·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的艺术实践，则增强了他对德国现实的印象。那些精致的、含着绝望而弥漫挣扎之气的图画，使人意识到德国的天空下还有另类的思想。
　　诞生了马克思的德国，何以没有出现俄国式的革命，在鲁迅是一个疑问。他去世得过早，没有赶上**的战败，自然也未及一睹“二战”的血色。我们今天看鲁迅，是经历了“二战”人的眼光，但鲁迅的经验还在“一战”的时代，他关于“一战”的印象与思考，后人究之不多，也就无意间将其问题意识简单化了。就像他理解俄国一样，所知者均列宁时代及此前的遗产，后来的艺术，了解得还颇为有限。这个话题，其实牵涉他与欧洲诸国艺术的复杂的关系，他在摄取域外现代观念的时候，从德国的思想库走到俄国的思想库里。所以我们现在讨论鲁迅那时的思想，如果还将“二战”与斯大林的因素投射其间，大概是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鲁迅从友人曹靖华那里意外获得亚历克舍夫为康斯坦丁·费定小说《城与年》作的版画插图，计二十八幅。那时候小说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而版画里渗透的气息，则回肠荡气。作品讲述一个俄国人在德国遭遇战争的故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场景的一次多维的展示。在这里，德国社会的残暴与俄国革命的震荡，均有异样的呈现。欧洲社会的问题焦点出自德国，却在路向上直指俄国，因为那里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革命。在黑暗中摸索的俄罗斯，摧毁了欧洲的旧梦。
　　后来应鲁迅之邀，曹靖华把故事简介译出来，也就渐渐清楚了小说的来龙去脉。鲁迅亲自为所有的插图配上文字，依据的也是曹靖华的译本。从两人的信件来往可知，鲁迅有着流布它们的渴望，可惜，直到去世，他编辑的《城与年》插图一直睡在自己的书房里。
　　《城与年》是一部奇异的书。整个结构打乱时间秩序，空间也不断转化，一会儿在埃朗根，一会儿在彼得堡，德、俄两国的近代性话题以爱恨的方式纠结着。德意志的灵魂在尘埃里被污染了，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还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被欧洲的现代性孤魂缠绕着躯体。德国俘虏与德国的左倾人士，及俄国虚无主义者均混沌地交织在一起。人物都在灰暗的影子里，爱欲、艺术、战争、死亡，像魔影一般呈现在凌乱的时空里。
　　作者康斯坦丁·费定一八九二年出生于俄国的萨拉托夫，一九一四年到德国学习，在巴伐利亚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那里经历了一段非人的生活，曾在德累斯顿被俘。《城与年》便是这位俄国作家自身经历的一个扩写。作者在自传里说：
　　实际上，这是我在德国做俘虏期间对世界大战的感受，以及革命所厚赐于我的生活经验的形象理解。这部长篇的形式（特别是它的结构），反映了当时文学上的革新的尖锐斗争。我在被俘期间收集的剪报，以及表面看来毫无价值的德国军队生活的文件，都尽了自己的作用，帮助我再现了德国市侩臭名昭著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嗜血成性的疯狂，以及末了在崩溃和威廉逃亡之后的极端绝望。这部作品的德译本，同其他暴露战争的书籍一起，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在德国付之一炬了。
　　费定的自述没有完全说实话。因为那时候对德国的失望和对俄国的批评，都是有的。小说在展示俄国的巨变时，没有一味的颂歌，而照例是惊魂未定的勾勒。主人翁安德烈的变疯，以及遭遇暗杀，都未尝不是对那个环境失望的描写。在战争与革命的过程中诗意的存在仅在记忆里，一切都因荒诞而失去本色。苏联的批评家科列斯尼科夫就批评说：
　　革命后的莫斯科，这是“在教堂的穹窿下，慢慢消失的驼背的身影；污水和垃圾堆上的癞皮狗；路上的死马；从人跟前，从废墟前，跨过兽尸和碎石堆，大声叫着，骂着赶着马车的车夫……而这一切之上，是遮天蔽日，对将亡的莫斯科发出哀鸣的密云似的乌鸦，莫斯科却在蜷曲土岗上，发出最后的喘息”。
　　作者的这段描写，充满着可怕的绝望。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战争的缺陷，这是他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用贫困与饥荒的琐碎细节，掩盖了革命，表露出同路人作家的目光短浅，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深刻意义与革命的伟大。
　　但在鲁迅看来，《城与年》却是一九二四年俄国文学不可多得的收获。他对这位同路人作家的看重，超过了许多走红的文人。在《一天的工作·前记》中就说，《城与年》是与现实接近的作品。显而易见，它唤起了鲁迅某些思考，德国与俄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此生动地昭示着无言的感慨。革命自然不都是玫瑰色的梦，那里有人性的残缺所带来的诸种苦楚，有的甚至是绝望。但社会的进化有时候又不得不如此，历史发展的悖论，对谁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