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在线阅读 [1768年大恐慌—盛世与妖术]

　　在开始时，绝没有人能预计到，一座坍塌的亟待修补的石桥，竟然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恐慌。而这个帝国，在当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乾隆皇帝。在帝国晚期对它形成莫大威胁的外部力量还未出现。马嘎尔尼勋爵要到24年之后才能体会到那场著名的东西方文化碰撞。那时正是这位君主说出了那句傲慢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拒绝了勋爵带来的蒸汽机和棉纺机。
　　后世的历史学家大都以赞叹的口吻谈论那时的帝国。经过了康熙与雍正的治理，它终于来到一个最为平稳的时期。但是，当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接受浙江省德庆县知县的邀请，来重新修葺这座坍塌的石桥时，帝国却在随后陷入了一阵恐惧与紧张的癫狂之中。
　　人们相信，石匠们可以并且也需要将活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当大锤敲击木桩时，可以为之增加力量。这就是“叫魂”。而那些被如此陷害的人，就会失去精神与气力，生病或死亡。深受自己两位侄子虐待之苦的农夫沈士良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带着写了两个侄子名字的纸张，去找石匠吴东明，希望能够借此来惩罚不肖的侄子。石匠的反应今天看来也颇为明智，他不但拒绝了，还将沈农夫送到县衙让知县审判。但是，叫魂的谣言却从此蔓延开来。此后又出现了两起叫魂案件，城镇的居民们陷入恐惧。
　　政府的反应并不慢，官员们也没有懈怠。浙江省的最高长官熊巡抚介入了此事，调查了吴石匠和他的伙伴们，给他们以清白，并惩罚了那些造谣者。但事情已经超出了仅仅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抑制的程度。在临近的城市如萧山、湖州、杭州等都开始出现叫魂的案件。“叫魂”还从长江下游开始蔓延到上游。恐慌情绪就像鱼米之乡丰饶的稻米与丝绸一样，顺着京杭大运河开始向帝国的腹地传递。
　　这就是孔飞力的名著《叫魂》要讲述的故事。这故事意味深长，不同的人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教训。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乾隆对叫魂事件的处理方式或许能让很多领导者从中获取教益。他在大惊之下通过批复奏折深度介入了叫魂案件的调查，让事情越发混乱；但最终乾隆却精明地将追查叫魂案变成了反对官僚机构的一场斗争。各位封疆大吏们对待民众恐慌与皇帝震怒的策略，也让人叹为观止。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应付皇帝的疾言厉色。而一般忧心忡忡的观察者，也能从中看到盛世的锦绣外衣之下，隐隐露出的潜在危险，以及社会的溃败会引发何等严重的后果。
　　叫魂恐慌的产生，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对于社会边缘人群的恐惧。被怀疑的叫魂者几乎都是乞丐、道士和僧侣。这部分人群并未分享到盛世带来的经济红利。孔飞力写道：“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狭窄了。”
　　盛世甚至能通过时间的考验，但却经不起以人为度量标准的简单衡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就当时而言，商业的发展、城镇化促成的向外移民，并没有让帝国的所有百姓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一方面是经济繁荣背后公众普遍产生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为数不少的人被甩出了增长的快车道，成为依附于社会的边缘人。和所有社会一样，边缘人群往往能对社会的主流人群形成威慑感。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视他们为社会中的失败者，但他们却有能力让主流人群感到恐惧。整个社会的焦虑与流动的边缘人群的结合，造成的后果即是，“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或者是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人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和他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们一样，自然不会相信妖术的存在。在早期处理叫魂案的官员们看来，这些案件只是佐证了他们关于民众愚昧的言论。但是，乾隆帝弘历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做出暴力的回应。”
　　孔飞力写道：“尽管弘历认为种种路途流言‘甚为荒诞’，但他仍然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流言。那么，他是否相信真是有人在从事妖术活动呢？不管他相信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亦即在他的脑子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恐慌这一因素。百姓是轻信的，最容易受到煽惑。因此，官员们不仅需要对流言的散布者予以弹压，更需要在这样做时不使百姓受到惊吓。”这是乾隆皇帝理想中对妖术案件的处理方式。由此，“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对弘历来说，产生公众动乱的潜在危险关系到他政权的安全。他可以通过对于术士们的起诉审讯来平息公众的恐惧，但这样对公众的情绪最终会产生什么效果却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对于百姓来说，妖术带来的危险却是直接的，并涉及到他们个人。”当然，我们随后就会看到，百姓大众也并非真的相信妖术的危险，或者他们相信，但他们也视之为可以利用的机会。
　　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乾隆帝一样，将妖术的危险作为工具加以利用。“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这是因为，整个社会都缺乏除了皇权之外的其他权力来源。人们陷入一种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在权力面前的不安全感中。“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指望从这一制度得到公平的补偿”；“有时，人们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以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敌人。”
　　叫魂案审理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受过良好训练的官僚阶层夹在各有所思的皇帝与大众之间。当他们难以再利用和皇帝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将此事应付过关时，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就变成了皇帝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乾隆帝将这场较量变成了他对所有他认为会动摇帝国权力之物的宣战，他在奏折批复中借案件之由，激烈地指责官员的无能和腐化。“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术清剿的语言，不仅在语气上也在词汇上与长期以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孔飞力如此说。
　　皇帝和帝国精明能干的官僚们最终平息了叫魂引发的妖术恐慌。这段历史就好像一个国家短暂的抽疯，它不会如西方帝国军舰的耀武扬威和太平天国军队的席卷江南一般动摇帝国的统治，但却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