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1500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法】托克维尔 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
（博主按:这本书是很早以前的读的,因为高层再推荐.而今,推荐者已经上到核心圈了,再以这本书的议论对照中国的现实,会有何新的感想？博主不是治国之才,也不谋大事,但社会种种现象自然不能不关注.每每与这本书对照,总不免要出一点汗.今日,把笔记与同志分享,不知阅读笔记者又作何感概.）
l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l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l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l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l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l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l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l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l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l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l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l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l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l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l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l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l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l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l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l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l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l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l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l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l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法国历史学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cille,1805-1859）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有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假使我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
著书立说是需要漫长努力的事业.
最使我伤脑筋的难题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这一类著作中无与伦比的典范是孟德斯鸠论述罗马人盛衰的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
我没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
牛津大学将《旧制度与大革命》制定为基础教程.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力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我们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
这些制度的悠久历史并未使他们变得令人尊重；相反,它们在老化,一天天地声名扫地；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们更加衰落,它们的危害力越小,而它们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
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
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骑警队分成小队遍布整个王国,各地都置于总督指挥之下.正是依靠这些士兵,必要时还动用军队,总督才能应付意外危局,逮捕流浪汉,镇压乞丐,平息因粮价上涨而不断爆发的骚乱.
中央政府并不仅限于赈济农民于贫困之中,它还要教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在必要时还强制他们去致富.不时散发有关农艺的小册子,建立农业协会,发给奖金,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所产苗种分给农民.强迫手工业者使用某些方法生产某些产品的法令不胜枚举.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作物.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了.
全民大会不再经民众选举,不再听取民众意志.全民大会到处都由显贵组成,其中有些人因其特殊身份而出席会议,另一些人则是由行会或团体所派,每个人都在这里履行该特殊小社会赋予他的强制委托权.
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出他们的官员；但实际上常常是总督替这小小的选举团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从来都是以全票通过.另有几次,总督撤消了自发举行的选举,亲自任命收税员和理事,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
宪法中,明文规定,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行政官习惯于将这一条款所授予的特权称为1789年的伟大成果.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犯法律.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人们心安理得得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旧制度末期,人们经常将印好的小型报表寄送总督.总监要求呈递报告,详述土地特性、耕作、产品种类与产量、牲畜头数、工业和居民习俗.
行政语言风格同样没有文采,就像流水帐,含糊而软弱；撰写人的独特面貌被湮没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长的文字和总督的文字一模一样.
行政官员几乎全是资产者,他们已经构成一个阶级,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
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
王国内人人都得交纳,无一例外；但是谙熟法律事务的人都知道,这些硬性摊派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处罚一样,尽管有确立税制的种种敕令、宣言和判决,却从未妨碍例外措施.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
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每周甚至发行92册.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
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
1750年,弗朗什—孔泰的总督向其继任者所作介绍中的话:“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这个团体未得到许可证,只不过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
新封贵族被世袭贵族排斥,因为后者认为他们不够高贵,他们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贵族气太重.
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担任法官职务的竟达109人,担任执达吏的有126人.有谁自觉拥有一笔小小资本,他便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对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害更大.职位一旦出现短缺,求职者就开动脑筋,冥思苦想,很快就发明出新的职位.
想过一个方案,由各区居民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该区道路维修,以取代公路徭役.后来放弃这项计划,其原因发人深思:怕资金聚集以后,人们便无法防止国库把它挪作他用,于是人们很快就得同时承担两者:新捐税和徭役.某项财政措施,原来是权宜之计,后来却转变为制度.为了偿付一天的债务,竟确立了维持几个世纪的新权力机构.
一个如此庞大复杂、如此难于运转、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结果不得不让这台机器以某种方式空转,同时在它之外另设一个更简练、更得心应手的政府工具,藉此切切实实办一些所有官员假装在办而实际未办的事.
杰出的君主不断出现,有些以思想闻名,若干则才华出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勇略过人,但没有一个君王致力于使各阶级接近与联合,而不使它们处于同等的依附地位.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想,并且确曾为之全力以赴；而这位国王恰恰是路易十六.
最坏的弊病是迫使人服从的怒性感.
孟德斯鸠:“土地出产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
黎世留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写道:“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难遵章守纪.”农民若不常为生活所迫,决不会干活:穷苦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
1767年,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多人.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
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他们发明的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他们就是想借助于这些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予他们的那些福利.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
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着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
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的优良,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无关宏旨,因为生命是强大有力的.随着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夏特莱夫人（1706-1749）,伏尔泰的情妇.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
据说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12位法官仍在继续进行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英国社会尽管在顶层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在贵族中,一些人虽无权力,但凭籍财富,本来能够取得对人民的某种影响,却甘愿远离人民；另一些人被迫与人民为邻,在人民眼里,他们却暴露出贵族制度的无用和累赘.
法国贵族只保留了那些使贵族令人憎恨的特权,并未保留那些使贵族受人爱戴或敬畏的特权.
当权力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权力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蓬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持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
既然平民只有拿财富这一共同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
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宫廷贵族、乡村贵族、贵族世家、敕封贵族.
金钱除了能给所有社会都带来享乐之外,还能带来权力.在这类国家里,文学一般不大发展,因之文艺才能并不吸引公众的注意.
每个属于下层阶级的个人,自幼便养成一种习惯,要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他羡慕或畏惧的人.同时,他将中央政府看作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当然仲裁者,并且往往赋予中央政权以超凡的神明与智慧.
权力集中于巴黎,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巴黎与日俱增的强盛又反过来有利于权力的集中.
假如这个政权被置于一个一切都自然趋向中央的民族中,在这里每个公民都无法单个进行反抗,而几个人又不知如何合法地联合反抗,同时所有的人几乎都有着同一习惯和同一风尚,安然屈从于同一法规,那么人们便无从知道专制暴政的界限在哪里.
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每个人既然对自己拥有绝对权利,那么,最高意志只能来自全体意志的联合.
舆论的力量强弱无常,大起大落:头一天强大无比,第二天几乎难以捉摸；它永远毫无节制,变化多端,难以确定:它是没有器官的躯体；它是人民主权的影子,而非人民主权本身.在所有爱好和向往自由但还未能建立自由制度的民族中,情况都将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