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战役中的苏联顾问_红警2苏联战役攻略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在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思想指导下，大批苏联顾问进入广东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内部，开始对其进行“布尔什维克改造”。对于这些苏联顾问的地位，史学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苏联顾问在较短时间内提升了从旧军阀部队转变过来的革命军的素质，并在一些关键战役中令人刮目相看，其中发生在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期间的惠州战役就是典型的例子。
　　最近，俄罗斯《军事历史》杂志公开了曾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顾问的亚·尼·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录，他从第三者的视角回顾了这次东征中最艰苦的一战。传奇般的“铁城”
　　1924年冬，背叛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上江西之机，打算趁虚而入，夺取国民政府首都广州。为防患于未然，1925年2月至11月，国民政府以留守广州的黄埔学生军为主力，先后两次东征讨伐。对于这两次东征，我(指切列潘诺夫)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唯一还历历在目的恐怕就是那传奇般的惠州要塞攻坚战了，它发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
　　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也是他发家的地方(陈炯明曾在惠州举行反清起义，死后也葬在惠州)。早在第一次东征时，惠州要塞就是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心病，他试图靠“人海战术”拿下惠州，但被苏联顾问罗加乔夫拦下了。事实证明罗加乔夫是对的，惠州像所有欧洲中世纪要塞那样有着“传奇般的荣誉”，当地人说自有要塞以来的1000多年里，无论是席卷欧亚的蒙古军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未曾从正面攻克过惠州。1923年夏，孙中山曾亲率3万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客军”围攻惠州，还从苏联争取来3架飞机助战，向要塞投下近百颗炸弹，孙先生甚至借鉴1552年俄国伊凡雷帝攻占喀山战役的经验，在惠州南门城墙脚下挖地道埋雷，把城墙炸塌了100余米，可陈炯明部名将杨坤如很快指挥守军在城墙倒塌的地方用圆木尖重新恢复防御，攻坚战功败垂成，从此惠州在许多人心里留下“铁城”的印象。很显然，尽管东征军不再像前几次由旧军队的雇佣兵组成，来自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充满战斗热情，但他们军事素质之低下也是“出乎意料”的，如不认真训练，东征军所要流的血恐怕要染红惠州城墙。
　　经过第一次东征的锻炼，参加第二次东征的黄埔学生军更有战斗力了。当部队陆续集结到惠州外围后，根据我的建议，以蒋介石亲信何应钦为首的一小队中国军官和苏联炮兵顾问别夏斯特诺夫、根纳季·基列夫，机*顾问帕洛夫，工兵工程师雅科夫列夫一起对惠州进行了突击侦察。当时我们在距惠州1000米左右的地方悄悄登上一处高地，可是从望远镜里的情况让我们感到沮丧：惠州坐落在东江左岸，被江水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被高约8米(有些地方甚至10米)，厚6～9米，长6000米的城墙保护着，城墙外部和一人高的城堞全是石头砌成，城堞的缝隙间是守军设置的*眼，城门上耸立着高高的瞭望塔。为抵御东征军，惠州城门已被守军用很粗的圆木顶死。惠州东城三面环水，还有一面用宽7～8米，深约4米的壕沟护卫，而西城则被北面的东江、东面的西江、南面的壕沟、西面无法涉水而过的湖泊掩护起来。我们从当地农民口中得知，惠州北门是唯一能供大部队正面进攻的区域，可那里只有一片两三百米宽的狭窄地段，敌人用几挺重机*就能封锁住!
　　混乱中的一颗救命稻草
　　第二次东征发起前，国民政府以为陈炯明军队有3万人，后来才知道只有2.2万人，但就当时而言，陈部的给养和装备堪称一流，尤其陈炯明麾下的林虎和洪兆麟两位师长作战凶狠，在第一次东征时就给国民革命军来了“下马威”。到了第二次东征期间，陈炯明还勾结广东南部军阀，大有“你敢打惠州，我就敢打广州”的意思。看来，东征军要想粉碎陈炯明集团，除了速战速决，别无他法。
　　而对于攻取惠州的难度，大家都心知肚明。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把主攻任务交给自己嫡系的第1军2师4团和第3师。为了强攻北门，4团于10月10日12时前全部进入预定阵地，但负责侧翼保护的第3师直至总攻发起前也没能完成对惠州西、南和东南方向的包围。事实上，第3师负责进攻方向上的敌人是最薄弱的。
　　10月10日，由4团团长刘尧宸(国民党员)、团顾问舍瓦尔金、炮兵顾问兼第2师顾问组长别夏斯特诺夫、工程师雅科夫列夫、炮兵顾问基列夫以及4团炮兵连连长组成的指挥部终于制定出强攻作战报告。在报告中，雅科夫列夫是这样写的：
　　“屡遭战祸的居民早已离开这块土地。为了拓展射击视野，惠州城防司令杨坤如将军(就是1923年挡住孙中山大军的守将)还把城墙附近的房屋全都拆毁……但在那片唯一可发动总攻的狭窄地带，我们发现离城墙约100米处有一条水量丰富的河渠，渠上还有狭窄的石桥。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到了小渠南面竟然还有3条宽3米，长约600米的陡峭堤坝。这一发现令我们惊喜不已，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那里部署火炮!我们为了此次强攻准备了1支炮兵加强连，可说是加强连，也只有2门日本有坂兵工厂生产的平射炮，其余全是山炮。这些山炮不仅不能摧毁城墙，甚至连弹药都不够。”
　　至于如何将平射炮秘密运到河坝上，就成了强攻的关键。大家最初的设想是用舢板将2门炮顺流而下送往河坝。但当苏联顾问基列夫找到中国军官协商实施时，却发现负责护送炮连的蔡姓营长竟然因酗酒而呼呼大睡。不得已，他只好将2门大炮连同炮手组成突击队，搭上当地百姓支援的带帆盖的舢板，悄悄将火炮运到堤坝上。事后证明，这2门平射炮真的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令人沮丧的战前动员
　　10月11日下午5时，4团召开全体政工人员会议，许多积极分子表示要在强攻中成为战友的表率。会后，4团成立了由260人组成的敢死队，负责架设登城时的梯子，并决定总攻时间定在10月13日零时。说实话，当时的情景的确令我热血沸腾。
　　10月12日中午，就在我率领敢死队员们训练架梯子的时候，蒋介石和罗加乔夫来到4团团部，他们首先在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了强攻地段，之后蒋介石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在刘尧宸团长的要求下，蒋才记起要对战士们进行动员。令人讽刺的是，蒋介石却在动员中说这样的话：“要是(我们)两天之内拿不下要塞，就应当放弃它。”原来，蒋介石曾在10月7日给守军司令杨坤如拍去一份电报，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劝说杨坤如献出城池，并保证以高官厚禄报答，这与其说是最后通牒，倒不如说是心理畏惧的表现，因为这份电报只会使守城军阀更加坚信要塞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