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反弹”数据乱飞|楼市反弹

　　楼市反弹的局面是否已经形成？国务院此前派出的8个督查组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反弹仅出现于部分城市。“市场不具备全面反弹的条件”。（见本刊2012年第17期相关报道。）　　然而，来自政府和市场各家机构的统计数据则表明，房地产价格反弹局面似乎已经出现。
　　首先房价和地价出现双涨。国家统计局对今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额与销售面积统计发现，二者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5.4%和8.5%；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价格的统计结果是，比去年同期涨了8.3%。
　　其次，一线城市住宅和办公楼租金连续上涨。据链家地产统计，北京住宅租金2010年和2011年上涨17%和13%，今年又上涨超过10%；商务楼租金两年来上涨超过50%，甲级写字楼租金近乎翻倍。
　　至于标杆房企拿地资金持续攀升、新晋“地王”现场竞价次数、成交地块溢价幅度，等等，各类市场研究机构热衷统计的“数据”，则以间接、佐证的方式营造出楼市回暖、房价反弹的迹象。
　　不容否认，当前确有诸多力量推动楼市价格上行。比如依赖土地财政、消极执行甚至变相抵制限购调控政策的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和房产信托等方式为房地产企业暗中输血的部分银行，以及借楼市回暖舆论干扰市场预期、伺机涨价的开发商和持有多套住房、推动租金上涨的房东。
　　然而，由于各类统计数据漫天飞舞，信息来源莫衷一是，加之关于房地产市场走势的各种舆论观点对立、意见分歧，这无形中令决策层对房地产市场观测失真。
　　不久前，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公布7月房价同比涨幅8%，而当地某房地产网站的同期统计结果却是房价上涨22.5%。“数据打架”引发广泛关注和质疑。
　　专家表示，当前房屋均价的采集和发布乱象，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来源和计算方法的混乱。
　　在某些二线城市，开发商为躲避楼盘限价调控，通常会将一个高房价拆分为毛坯房价格和装修价格两部分，签订“双黄蛋”购房合同，如此就轻松规避了当地政府的限价调控。
　　有些地方政府实际上也乐于“做数据”，免于调控问责。通常的做法是通过缓发预售许可证限制某些高价楼盘入市，或者将一些基本不入市的保障房纳入均价统计，人为降低市场均价，营造出调控成效明显的表象。
　　因此，尽快完善房价统计指标体系，加快政府权威数据的发布速度已迫在眉睫。准确的信息是政府、企业和购房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条件。要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改变当前重要房地产信息矛盾与混乱的局面，给社会以正确和合理的楼市与房价预期。
　　以往经验证明，对楼市信息掌握得是否准确和全面，将直接影响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性。
　　首先，要弄清楚全国和各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其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方能设定合理的房价控制目标。
　　其次，要利用主要城市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契机，查清城镇居民个人住房信息，尤其是个人及家庭名下真实的房产数量，以此作为未来限购及房产税等政策落地的依据。
　　此外，还应尽快对楼市的数据采集体系进行改革。按照区域、路段选取有代表性的楼盘价格，并以不同时间楼盘售价的变动情况反映房价走势。
　　如此，才能透过“数据乱飞”的迷雾，看懂楼市“反弹”的真相。
　　黑箱源于对上负责
　　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引桥发生断裂，造成3死5伤
　　哈尔滨塌桥事故发生几天来，公众持续关注的“谁修的、怎塌的、咋问责”3个问题，哈尔滨市政府对之一直未有明确的信息披露，相反却用“找不到事故责任方、超载致使桥梁侧滑”等说法挑战公众的常识。事实上，舆论到了这个时候，官方已经失去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了。
　　因秘而不宣的信息黑箱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的案例屡见不鲜。事后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时间诚实地面对公众，是应对重大事故危机处理的最佳方式。但我们又总是发现，新的事故发生时，官方却再一次地完全无视公众对事故问责和信息公开的诉求，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任由公众情绪发酵，置政府公信力于危墙之下。
　　为何如此？因为官员没有动力应付民众对信息公开的诉求；只要领导认可，就算是暂时为了平抑公众怨气、退居二线，过几年照样可以官复原级。其次，及时公开信息只能将自身的错误摆在民众面前，坐实不当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降低了勾兑、腾挪的可能性，反而置自己于不利境地。
　　因此，要防止重大事故时政府秘而不宣，就要改变官员行为的激励模式，变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这样才能构建对民众需求积极回应的责任政府。
　　
　　（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善款提成值得赞赏
　　募善款可获最高15%提成 施乐会受质疑
　　国内有个有名的网络慈善平台施乐会，最近因为允许社工“从每笔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为报酬”，而遭受网友质疑。但其实在西方国家，公益组织行政经费超过20%的也并不少见。此外，从经济学意义上，施乐会的做法并不逾矩。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愿意做好事，但如果成本太高就只能作罢。如贵州边远地区的一位老人可能需要得到捐助，大家也愿意捐出1000块钱，但如果要自己把这1000块钱交到他手中，那成本可能会很高。
　　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免费帮送钱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人这样做，那么有人收取一定的报酬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好选择。大家捐出1000块，最后能有850块交到老人手中，总比大家有心做好事却无能为力更好。
　　对于受助者来讲，有人收取善款提成来做事，也未尝不是好事。就这位得到帮助的老人来讲，有人为了收取15%的提成，而帮他找到了善款85%的资助，而如果没有这位中间人，他可能一分资助都得不到。
　　而且，收取一定佣金而主动找到受助者和资助者，也是利人利己的双赢局面。
　　
　　（作者周克成为财经评论员）
　　美的交班的启示
　　美的千亿资产没有“父传子” 开民企传承先河
　　美的集团8月25日发布公告称，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卸任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接任董事长，并担任上市公司美的电器董事长和总裁。原本，美的所进行的企业交班不算是一件值得过度关注的事，但因为美的民营企业的属性，这次交班所具有的标杆性意义就不容小觑。
　　在中国，出生于1940年代或1950年早期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创业型的企业家正在老去，鲁冠球、任正非、曹德旺、徐冠巨、杨国强、刘永行等，都进行了交班或正在交班，但这种传承，基本都带有浓重的家族色彩。而本次美的的交班，却没有发生在创始人与年富力强的子辈中间，何享健没有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何剑锋，而是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方洪波。这种传承，在民营企业家族外进行，企业领导者就此改姓，这是第一次。当然，方洪波是否真正掌舵，还需要深入而持续的观察。
　　民企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的商业新势力，这一势力对中国局部商业生态的改变非常明显。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部分建立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生态之上。而民企的平稳交班，而且超越家族治理的交班，正是整个企业生态及社会平稳过渡的样本。这种样本一旦成为常态，则意味着中国商业社会的彻底成熟。
　　
　　（作者李啸天为中国企业家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