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_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

　　承认科学哲学史本身就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观的超越。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篇一

　　科学哲学简史: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

　　【内容提要】承认科学哲学史本身就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观的超越。如果我们不仅相信维也纳学派属于科学哲学，而是古希腊诸贤也有科学哲学思想，那么这种思考将对何谓科学哲学以及如何推进科学哲学给予重新理解。古希腊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思想是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来源; 中世纪往往被称之为文明的黑暗时期，但中世纪的宗教信念在本质上是对古希腊以来某些重要科学成就如共相论、四因说、天体学说的绝对化过程; 理性时代不仅是科学革命时代，也是科学改变哲学的革命时代，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等人的怀疑论归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其思想实质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 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不过是当时数理科学的哲学反思而已。

　　【关 键 词】科学哲学; 科学史; 哲学史

　　【作者简介】安维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学哲学有没有历史，要不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科学哲学? 当代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曾提出 “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把逻辑经验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都拒在科学哲学之外。其实并非所有的科学哲学家都淡忘了哲学史，波普尔、劳丹和巴斯卡就曾经做过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波普尔曾经写作了 《巴门尼德的世界》 (The world of Parmenides: 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 enlightenment，1998) ; 劳丹在 《科学与假说》 中总结了笛卡尔、洛克、惠威尔和马赫等人的方法论进路; 科学实在论者巴斯卡 (Roy Bhaskar) 梳理了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1993) 。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科学哲学的当推 John Losee 和 David Oldroyd。John Losee 的 《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已经广为人知，但他的 《科学进步导论》 (Theorie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 introduction，2004)，人们可能知之不多。David Oldroyd 的 《知识的拱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已经被译成中文。近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结合已经屡见不鲜，不断有新著问世，如度姆斯基 (Mary Domski) 等人编著的 《关于方法的新对话: 重新激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整合》(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 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0) 。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哲学思想的理路和文献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与哲学是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的发源地，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源地。探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科学哲学以及推进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希腊罗马的科学著述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科学著述已经为数不少，而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著述和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著述则可能更多。但专门论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或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著述寻找起来则需费些周折。

　　从整体上理解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或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大致有如下一些著述: T. E. Rihll 的 《古希腊的科学》从学科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古代科学与迷信 (superstition) 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希腊科学中的经典著作》 (A source book in Greek science) 也是重点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角度阐述了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G. E. R. Lloyd 编辑的 《希腊科学中的方法和问题》(Methods and problems in Greek science，1991) ，包括了李约瑟博士在内的名家对古希腊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其中 《早期希腊哲学和医学中的实验》(experiment in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medicine) 以及波普与 S. G. Kirk 的 《关于古希腊哲学的争论》 (Popper versus Kirk: a controvers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eek science) 等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Marshall Clagett 的 《古典时代的希腊科学》(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1971，c1955) 探讨了古希腊科学的起源与方法、古希腊科学与早期自然哲学以及古希腊罗马科学对中世纪的影响等问题; Lloyd 的 《魔力、理性和经验:希腊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Greek science，1979) 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古希腊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宗教信念、自然哲学、修辞学研究和经验研究传统等。

　　罗马时期的科学虽然不像古希腊那样充满创造精神，但也并非洪荒一片，学者多有研究，其中包括 Roger French 和 Frank Greenaway 等编辑的 《早期罗马帝国的科学》(Science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1986) ; Pamela H. Smith 的 《炼丹术: 神圣罗马帝国的科学与文化》 (The business of alchemy: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1994) 以及 William Harris Stahl 的 《罗马的科学: 起源、发展及其对中世纪晚期的影响》 (Roman science: origins，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to the later Middle Ages，1962) 等等。

　　亚里士多德既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当时的科学思想，划分了科学的各个学科，明确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关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Glanville Downey 的 《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Aristotle and Greek science，1964) ; Ann Ward 的 《物质与形式: 从自然科学到政治哲学》 (Matter and form: from natural scienc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2009) 等等。

　　第二，亚里士多德构建了第一个科学哲学体系，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 Benjamin Farrington的 《亚里士多德作为科学哲学的奠基者》 (Aristotle founder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1965) ; Andrea Falcon 的 《亚里士多德和自然哲学: 没有统一标准的统一》 (Aristotle and the science of nature: unity without uniformity，2005) ; Patrick H. Byrne 的 《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分析与科学》 (Analysis and science in Aristotle) 以及 Mohan Matthen 等人编辑的 《亚里士多德的当代解读: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Aristotle today: essays on Aristotle’s ideal of science，1987) 。

　　第三，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Lloyd的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科学》 (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1973) ; Alexander Jones 的 《审读托勒密: 古代至十九世纪对他的著述的采用和批评》(Ptolemy in perspective: use and criticism of his work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10) ; Liba Chaia Taub 的 《托勒密的宇宙观: 托勒密天文学的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基础》(Ptolemy’s universe: the natural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s of Ptolemy’s astronomy，1993) ①; H. J. Blumenthal 的 《中古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 对 〈动物论〉的解释》(Aristotle and Neoplatonism in late antiquity: interpretations of De anima，1996) ; Dmitri Nikulin 的 《物质、意向和几何学: 普拉提尼、普罗科拉斯和笛卡尔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和数学》(Matter，imagination and geometry: ontology，natural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in Plotinus，Proclus and Descartes，2001) 。

　　尽管亚里士多德试图在科学与哲学之间进行划分，但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仍处于科学、原始宗教和自然哲学的交织之中。用当代的视角来衡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都是有失公允的。

　　二、中世纪科学哲学的理路与文献

　　对于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学界大多认为是科学停滞的黑暗世纪，例如烧死布鲁诺、审判伽利略以及圣经中的荒诞故事。

　　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反思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中世纪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科学停滞的黑暗世纪，其中不乏重要的科学成就及其科学思想，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也是一个科学昌盛的时代。

　　我们既不认为中世纪是科学完全停滞的黑暗世纪，但也绝不认同中世纪是一个科学昌盛的时代。公正而论，中世纪并非没有科学，而是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某些科学理论，如毕达哥拉斯的天体和谐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托勒密的宇宙模型等绝对化了，使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但这种追求完美的世界途径也促进了数理科学等与基督教教义相关领域的发展，客观上为科学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因此，中世纪有关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探索成为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链条，这个链条把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哲学思想与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连接起来。

　　第一，欧洲中世纪是宗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和科学哲学思想不存在。Elspeth Whitney 的 《中世纪的科学与技术》 (Mediev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4) 较为详细地论及了中世纪的科学技术成就，但对中世纪科学技术成就与当时宗教神学之间的关联所论不多; Edith Sylla 和 Michael McVaugh 的 《古代与中世纪科学的文本与语境》 (Texts and contextsin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1997) 用较多笔墨论述了中世纪科学与当时的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数学和逻辑的发展与当时基督教神学对全能上帝的论证等; Pearl Kibre 的 《中世纪科学研究: 炼金术、星相学、数学和医药学》 (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 alchemy，astrology，mathematics and medicine，1984) 较为中肯地论述了中世纪科学的特殊品格如炼金术和星相学等;

　　Edward Grant 的 《中世纪的科学与自然哲学研究》 (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1981) 和他的 《中世纪科学的经典著述》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1974) 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世纪科学与中世纪自然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Steven D. Sargent 的 《关于精密科学的开端: Anneliese Maier 有关晚期中世纪的自然哲学论著选读》 (On the threshold of exact science: selected writings of Anneliese Maier on late medieval natural philosophy，1982) 主要论及中世纪自然哲学对现代科学的重要意义; David C. Lindberg 的 《西方科学的开端: 从史前到公元 1450 年间的欧洲科学的哲学传统、宗教传统和制度安排》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prehistory to A. D. 1450，2007) 则从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层面讨论了中世纪的科学及其发展问题。

　　第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想大体经历了从柏拉图主义 (包括新柏拉图主义) 向亚里士多德主义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的嬗变。A. C. Crombie 在 《从奥古斯丁到伽利略: 在公元400 年到1650 年间的科学史》 (Augustine to Galile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 D.400 - 1650，1957，c1952) 概述了奥古斯丁所做的工作: 一方面，奥古斯丁论证信仰对于知识探求的优先性，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都是与人事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人也有意志自由，能够通过虔诚地信仰达到对世界或上帝的领悟。阿奎那对科学和科学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从而为近代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如阿奎那的 《评亚里士多德论感觉和感觉对象问题》(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On sense and what is sensed) ; 《评亚里士多德论动物问题》(A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De anima) ; 《评亚里士多德论物理学》(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hysics) 等等。最终，阿奎那形成了自己的科学哲学思想: 《科学的分类与方法》 (The division and methods of the sciences，1963) ，并因此在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思想中享有崇高地位。如 Gavin Ardley 的 《阿奎那和康德: 现代科学的奠基者》(Aquinas and Kan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sciences，1950) 便是一部研究阿奎那思想的杰出著作。

　　第三，如果说中世纪对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是科学哲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唯名论则是这个环节中最靠近现代科学哲学思想的构件，其中的关键人物有罗吉尔•培根、威廉•奥卡姆和库撒的尼古拉。有关方面的著述有: 《奥卡姆和奥卡姆主义: 其思想的传播与影响》(Ockham and Ockhamism : 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of his thought，2008) ; 《罗吉尔培根论炼金术、形而上学、数学和天文学》(Tracts on alchemy，metaphysics，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① 和 《罗吉尔培根的自然哲学》 (Roger Bacon’s philosophy of nature，1983) 以及 《库撒

　　尼古拉的辩证神秘主义》(Nicholas of Cusa's dialectical mysticism，1988，c1985) 等等。当然，综合性的研究当属 Richard Milton 的博士论文 《唯名论运动对培根、波义尔和洛克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nominalist movement on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Bacon，Boyle and John Locke，1982) 。

　　三、理性时代科学哲学的理路与文献

　　所谓理性时代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是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哲学思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具有转折性的重要意义。从科学角度看，这一时期科学革命导致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经过经验论和理性主义的冲突与融合，最终汇入德国古典哲学; 从科学哲学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中世纪科学哲学思想和分析时代科学哲学思想的交汇点，其上承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想，下启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

　　第一，哥白尼革命与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哲学。哥白尼的 《天体运行论》引发了一场导致现代科学产生的科学革命，同时也引发了导致现代哲学产生的哲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 《新工具》(Bacon’s Novum Organum) 中，多次提到哥白尼学说和伽利略学说，我们可以在《新工具》的索引中证明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些科学革命的启迪，培根才开拓了经验主义的哲学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弗兰西斯•培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本人很少关心灵魂的本质、必然性的意义或上帝的本性等问题。培根哲学思想的动力在于他痛感自古代以来在许多科学分支都缺乏的思想进步。” (Bacon was not a metaphysical philosophe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he concerned himself very littl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soul，the meaning of necessity，or the essence of God. The driving force of Bacon’s philosophy was his alarm at the lack of progress thata could be discerned，since ancient rimwa，in ao many branches of science. )[1]13基于这样的思考，弗兰西斯•培根致力于开发新的科学观念，特别是科学方法的新理念。对此，学界早有研究，如 Stephen Gaukroger 的 《培根和早期现代哲学的转折》 (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2001); Antonio Perez-Ramos 的 《培根的科学理念及其知识传统的创造者》(Francis Bacon’s Idea of Science and the Maker’s Knowledge Tradition，Oxford，1988) 。

　　第二，笛卡尔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还从科学出发创立了理性主义的哲学主张，从而开启了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哲学问题的先风，从而奠定了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笛卡尔的科学哲学路径基本上是一条从科学走向主体性的进路。Walter Soffer 在他的 《从科学走向主体性:对笛卡尔沉思的一个解释》 (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Meditations)指出，“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为了确立科学的稳定基础而克服理论偏见的方法。同时，为了确立他的 ‘方法谈’的第一原则，怀疑方法的提出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使得克服某种前哲学心灵中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为可能。”(Cartesian doubt is a method for the overcoming of theoretical prejudices in the interest of establishing solid foundations for the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as the enactment of the first rule of method of the Discoures，the launching of the doubt is a practice，a practice made possible by a prior overcoming of that other prejudice-one’s prephilosophical soul.)[2]35对于这种理解，可以从笛卡尔本人的著述中得到确证，如 《笛卡尔论方法、光学、几何学和气象学》(Discourseon method，Optics，Geometry and Meteorology，c2001) 。Daniel Garber 在他的 《笛卡尔》 (John Cottingham，Descarte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以及 《走进笛卡尔: 通过笛卡尔科学来解读笛卡尔哲学》 (Descartes embodied: reading Cartesian philosophy through Cartesian science，2001) 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第三，洛克和波义尔不仅是一对交往甚深的朋友，而且还是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合作典范。从两者的合作中我们发现，洛克的经验论来自于波义尔的科学实验哲学。Margaret Osler 在 《约翰•洛克波义尔与牛顿科学中的某些哲学问题》 (John Locke and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of Boyle and Newton) 中，首先论述了洛克作为科学哲学家，然后论及波义尔有关物质本性的经验理论，最后讨论了波义尔、牛顿和洛克三人之间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当然首推洛克本人的 《人类理解研究》 (An abridgment of Mr. Locke’s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728) 以及尚未正式出版或其他著述不曾提及的洛克短文汇编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Locke，Never before printed，or not extant in his works，1724) ; 其权威性的评论性著述当属 Lex Newman 编辑的 《关于洛克人类理解研究的剑桥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cke’s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007) 。另外，有关波义尔的两部哲学著述也值得关注: 一是 Peter R. Anstey 的 《波义尔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Robert Boyle，2000) ，另一个是 Rose-Mary Sargent 的 《与众不同的自然主义者: 波义尔及其实验哲学》(The diffident naturalist: Robert Boyl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xperiment，1995)

　　第四，牛顿、莱布尼兹和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牛顿和莱布尼兹有关诸多科学问题的争论引发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哲学不仅是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思想整合，而且更是对牛顿经典科学的哲学总结。在这个问题上，Wolfgang Lefèvre 在他的 《在莱布尼兹、牛顿和康德之间: 19 世纪的科学与哲学》(Between Leibniz，Newton and Ka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1) 中予以论证。康德的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也是这个问题的代表作。此外，许多学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这个问题，如 Eric Watkins 的 《康德与科学》 (Kant and the sciences，c2001) ; Michael Friedmand 的 《康德与精密科学》(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1992) ; Wayne Cristaudo 的 《自由和科学的形而上学: 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 (The metaphysics of science and freedom : from Descartes to Kant to Hegel，c1991) ;Robert E. Butts 的 《康德和双管齐下的方法论: 康德科学哲学的超验性及方法》 (Kant and the double government methodology : super sensibility and method in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c1984) ;Gerd Buchdahl 的 《形而上学和科学哲学: 从笛卡尔到康德的经典根源》 (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lassical origins: Descartes to Kant，1969) ; Robert F McRae 的 《科学统一问题: 从培根到康德》(The problem of the unity of the sciences: Bacon to Kant，1961) 以及 Giovanni Boniolo 的 《关于科学的表述: 从康德到新的科学哲学》 (O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s: From Kant to a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7) 等等。

　　四、分析时代科学哲学的理路与文献

　　在上个世纪 20—30 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出现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横空出世被看作是现代科学哲学兴起的重要标志，由此引发的科学统一运动特别是分析运动直到今天依然占据英美哲学界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即使在科学哲学的鼎盛时期，现代科学哲学或逻辑经验主义已受困于内部及外部的冲突与矛盾。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T•库恩发表了著名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宣告了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 接下来爱丁堡学派的 “社会转向”以及拉图尔等提出的 《社会转向或更多转向》则进一步证明了该转向的历史进程。

　　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与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三人的哲学探索密切相关，或者说正是他们的哲学工作引发了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

　　1896 年弗雷格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1884 年出版的 《算数的基础: 对数的概念的逻辑与数学的考察》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eine log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Begriff der Zahl. Breslau: W. Koebner，1884. Translation: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number，2nd ed. Blackwell，1974) 和 《意义与指称》(über Sinn und Bedeutung，1892. Translation: On Sense and Reference，1980) 。在他的著述中，弗雷格主要探讨了如下范畴: 区分逻辑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定义与语境之间的关系: 语词在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语句是语词成真的条件; 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对象是专名的对应物，概念是谓词的指称; 含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别，名称凭借含义指称对象，特定指称对应特定含义。

　　弗雷格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直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才促使人们发现了弗雷格哲学的思想意义。近年来，有关弗雷格的研究很多，如 Alain Badioud 的 《关于弗雷格的当代价值》(On a Contemporary Usage of Frege，2001) ; Claire Ortiz Hill 的 《胡塞尔、弗雷格和罗素思想中的词与物: 二十世纪哲学的根源》 (Word and Object in Husserl，Frege and Russell: The Roots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1991 ) ; Rosado Haddock 和 E. Guillermo 的 《弗雷格哲学的批评性导论》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Gottlob Frege，2006) 等等。

　　1910 年，罗素和他的老师怀特海一起发表了三卷本的 《数学原理》，其中罗素发现了数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罗素悖论。目前他的著作都被编辑在 《贝特兰•罗素的著作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之中。在这些著述中，罗素和 G•E•摩尔等人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 通过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哲学家们就能够更容易地推导出结果，而不会被不够严谨的语言所误导。罗素认为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不同只是在于其研究的方向 (哲学研究更广泛的内容) ，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相同的。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的逻辑语言。学界对罗素的评价很多，但最为权威的评价性著述当属 Nicholas Griffin 在 2003 年编辑的 《剑桥罗素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ussell) 。

　　1908 年，维特根斯坦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为了彻底搞清螺旋桨的原理，他阅读了伯特兰•罗素与怀特海合写的 《数学原理》以及弗雷格的《算术基础》。在 1911 年夏天拜访了弗雷格后，维特根斯坦听从了这位逻辑学家的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教于罗素门下。1929 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以 《逻辑哲学论》作为论文通过了由罗素和摩尔主持评审的博士答辩后，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并于 1939 年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 《逻辑哲学论》和 《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前者主张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后者主张哲学根源于生活方式，意义问题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

　　学界一直十分重视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在诸多评价中 P. M. S. Hacker 的《维特根斯坦在二十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Cambridge: Blackwell，1997) 较具有代表性。当然，由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巨大魅力，学界对他的评价也在不断翻新。例如 William Day 和 Víctor J. Krebs 的 《重新审视维特根斯坦》 (Seeing Wittgensteinanew，2010) 就颇具新意。

　　简单的结语

　　研究科学哲学史并不仅仅是对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扫描，而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观的一种反思。从历史的角度看，逻辑经验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理性地反思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革命的出现奠基于科学家的哲学观变迁，而哲学体系的重建则植根于哲学家对科学进展的考量。总之，科学与哲学是人类理性链条中的两个互相依存、彼此转化的环节。

　　【参考文献】

　　[1] Urbach P. 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7.

　　[2] Soffer W. 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Meditations，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7.

下一页分享更优秀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