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学史意义_赵树理文化建构对当下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摘 要：服务农民，为农民书写，是赵树理创作的旨归。抱着这种理想的赵树理，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捍卫农民切身利益写“问题小说”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赵树理执着的理想就是站在农民的一旁，为民所想，为民所做，建设和谐乡村文化。这种为民请命为民服务的执着也使得赵树理及其文化建构对当下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赵树理；文化建构；新农村建设；问题小说；启蒙
　　“新农村建设”关系到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代作家如何在新的文化交替转折过程中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把自我融入到伟大的农村建设中，继承传统乡土文化精神，写出更多的力作和精品，是当代文学期待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此，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书写姿态和执着，秉承着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建设和谐乡村文化，为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成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
　　一、农民代言人的姿态——“问题小说”的“现实”指导意义
　　贺仲明在《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一文中，把20世纪乡土小说分为四种创作形态，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形态；以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形态；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明怀旧形态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形态。不同于前三种的乡村代言形态的作家们选择的是乡村自身的立场，他们代表着乡村人或乡村文化的利益，从内部来观看和书写乡村世界。[1]如果说鲁迅、茅盾、沈从文是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农民启蒙，赵树理则是以朋友的身份与农民拉平了关系。正是这种平等的关系，加上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得他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显得具体而实在，因而乡土味更浓，乡土人民的生活描写更加深入。所以从“现代性”的意义上讲，鲁迅所关注的是礼教对国民灵魂的禁锢，赵树理所关注的是习俗、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囿限。赵树理从现实功利的“问题”切入，“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2]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是一种渗透着赵树理深深地关爱农民的意识和为民忧患的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具有能虚心向下，正真地为民办实事说实话示范作用，对农民由拆迁、进城打工遭遇的深层次物质转换及心理变化问题提供新的体验角度，对社会转型中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性”是研究者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的确在民族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社会政治教育作用的功效，然而，我们应该探究赵树理这些“问题”的真正创作动机的趋向是什么。有一段赵树理的自述，研究者喜欢引用作为论据：“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英雄报道之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情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意义”[3]。赵树理的“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的“问题”，正如席扬先生所说，是赵树理捕捉到的农村及农民生活中现实“生存困境”的“问题”。农民“生存困境”的“问题”不是单单具有政治方面的含义，而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问题。[4]赵树理的大部分作品是从此处着手描写。如看到“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的地主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人多，老杨式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5]的《李有才板话》。再如《邪不压正》，赵树理创作意图是引起土改干部注意土改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他则写的是“一个流氓趁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因为这些乘机窃权的“流氓”不引起警惕，将会给农民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显然，这些“问题”选择的“生存困境”意味，是赵树理“农民代言人”的体现者对“百姓大众”理性思考发现的归宿。在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新旧交替时期，新与旧，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将变的异常尖锐激烈，能不能及时发现新的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新的问题，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新旧力量孰胜孰败的较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赵树理积极投身其中，显示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从30年代赵树理产生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志愿，到他“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的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6]的决心，再到他“说书唱戏是劝人哩！”不仅“不是为劝人”“就可以不写”，而且“劝人”[7]的意义不大，他也不主张写的现实实际功利目的，以致在50年代作为一个解放后被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8]，理性锋芒尖锐地指向“问题”的所在，甚至以“困惑”的“沉默”来维护自己“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性”。这构成了赵树理一生创作的基本脉络，也构成赵树理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捍卫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理想文化建构，这对于现代化建设中关键性一步的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确产生深远的意义。
　　二、知识分子的追求——和谐乡村文化的建设
　　正像海涅所说：“在每一个民族的作家心胸中，已经铭记着该民族未来的形象”[9]一样，作为20世纪40年代最为了解熟悉农民、为农民代言的“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笔下的文学世界，正是构建着民族未来的形象，是赵树理对和谐乡村文化的建构。不管是赵树理对“为何农民不欢迎新文学？”这个久久回旋在他头脑中的“痛”，还是他从事文学创造和实践社会理想的最初动因。赵树理以自己拥有的知识承担起五四知识分子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任。长期以来，中国以农业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而以土地作为其主要生存方式的农民缺乏交流和沟通，成为“沉默”的社会人。中国要想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觉醒是无能为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大都以西方文化价值尺度为标准，以进化论为武器，坚持新优于旧，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态度之坚决，前所未有。他们所创造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表现为与西方文化的趋同。喝着民间农民文化和新文化混合“奶汁”长大的赵树理，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五四”启蒙与农民接受之间存在距离的问题。当这种有意识的质疑变成无意识的改造时，赵树理执着的理想就是站在农民的一旁，为民所想，为民所做，正真让民众走出自己性格的缺陷，完成他启蒙民众的任务，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这也许是农村出生又上过学的赵树理承“上”启“下”宁死也为民请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当赵树理首次看到毛泽东的《讲话》时，他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终于得到了他人，并且是一位强有力的重要人物的呼应。《小二黑结婚》的成功，把赵树理文艺思想实践的理想由隐性推向显性。赵树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名人。但是，名分的大小对于赵树理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大张旗鼓地实现“为民写作”的宏愿。作为一个以农民文化为选择的知识分子，赵树理明白农民身上积淀的旧习，也懂得农民摆脱旧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艰巨性。在无产阶级革命张扬农民的战斗性却减弱对农民批判意识的40年代，赵树理也为农民呐喊、呼号，但同时注入他对农民精神的关注。如《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兄弟利用农民在动荡中形成的政治冷漠，混进了新政权组织，从而为他破坏小二黑小芹的自由恋爱取得一时合法性，提出对农民“做稳了奴隶”的臣民意识、奴化心理的批判，希望农民以自己的个性、勇气和智慧去争取解放的实现。这实在是从中国封建习俗的政治基础上揭示出了反封建的艰难性。再如《孟祥英翻身》，除对婆媳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外，还说明一个问题：妇女的解放需要妇女们自己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以赢得。解放区有了政策并不等于立刻能摆脱奴隶意识，农民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还比如，赵树理对老秦非自觉的奴性心理、小毛之辈的奴性意识的挖掘等，都体现出赵树理知识分子启蒙思想的高度。50年代赵树理主要从对农民经济政治翻身过程的描写中显示农民精神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新社会建立起来了，没落腐朽的封建经济制度可以消灭，但封建思想、小农意识、奴性意识的影响仍然会长期存在，要想农民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50年代出现***，“浮夸风”时，赵树理则以表扬陈秉正的手，潘永福的实干等“老百姓”勤劳朴素的特征，“沉默”于体制对“问题”的忽略之处，而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关注和坚守。出身于农村的赵树理，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恋乡情结一直笼罩着他“全心全意”爱农民和农村，“五四”文化的批判理性又使赵树理不得不敏锐地关注农民的“国民性”改造。两种情感的汇集，使赵树理既可以从高处也可以从农民的生活体会中切实地抓住现实问题，反映出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有效地对“国民性”批判，启蒙农民，这样农民才正真从物质精神上脱贫，过上赵树理心目中农民应该过上的好日子。
　　赵树理在他的反映合作化的小说《三里湾》里对农民未来的蓝图作过这样的设想：
　　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有庄稼都整齐划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器正在锄草……小孩子们互相计划着到这里洗澡，捉蛤蟆，捉鱼……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而又祥和的未来农村图景，这大概是赵树理心目中未来中国农村人的祥和吧！可惜这幅美丽的图景来之不易，赵树理用他毕生的精力也没有看到他一生钟爱的农民过上这样美好的日子。但赵树理一辈子置身于农村、为农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耕耘着农村的“田地”。在农民都成为“老杨同志”以后，或许赵树理的作品就会被忘记，但农民农村的命运一天改变不了，赵树理这颗滚烫的为民写书、为民教育、为民而尴尬的心就不会冷却下来。赵树理所构建的农村蓝图正是我们现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如果赵树理地下有知的话，他终于可以瞑目了。
　　参考文献：
　　[1] 贺仲明：《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第110-112页.
　　[2] [3] [5] [7] [8]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651页、1398页、1648页、1761页、1486页.
　　[4] 席扬：《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6]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主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8-19页.
　　[9] 斯托洛维奇：《艺术活动的功能》，凌继尧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