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复兴与现代政治_儒家参与现代政治治理的样态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儒家论述日渐活跃，在学术思想界已经出现了“大陆新儒家”群体，正在推动一场儒家复兴运动。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笔者并非儒家“信徒”，但对儒家的文化努力深怀敬意，也十分期待这些努力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新气象。在此愿意以诤友之坦诚相见的态度，对当前儒家的某些论述表达初步的感想与回应。我无力胜任从“内在理路”来展开深入的讨论，较为侧重于儒家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如果儒家复兴不只是儒家内部的事情，那么一种“局外人”视角或许也有参考意义。当然，儒家复兴是一个仍在展开的过程，目前还很难全面而确切地判断其走向与潜力，任何观察和评论都免不了某种片面与暂时的品格。
　　衰落的原因与复兴的理由
　　所谓“复兴”总是针对“衰落”而言的。儒家传统在现代历史上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与挫折，历经长达一个世纪的衰落过程，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几乎处于沉寂与边缘的地位，这是儒家复兴的历史背景。因此，儒家复兴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儒家传统在现代的衰落?
　　目前许多儒家复兴论者倾向于对此作“外因论”的解释：西方文化的冲击，激进反传统思想的迷狂，知识分子陷入现代意识形态的迷思，以及官方政治权力的压制等等。按照这样的解释，儒家思想本身似乎毫无问题，只是“现代化”和“现代人”出了问题。但可以追问的是：既然儒家传统如此博大精深，既有心性之学又有外王之道，既有统合道德与政治秩序的理想图景，又有中庸之道等精湛的实践智慧，为什么会在最需要体现自身力量的“现代性时刻”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呢?既然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传统，那么所谓“现代人”难道不正是这个传统的后人?中国最初的“现代知识分子”不也正是脱胎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吗?为什么他们没有能抵御那些冲击、迷狂、迷思与压制，甚至离经叛道，无力逆转一个伟大传统的衰败命运呢?
　　实际上，学界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相当中肯扎实的研究探索。但近年来在复兴的急切诉求中，一些论者或许出于为儒家正名的良好愿望，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儒家现代衰落的问题，过于草率地诉诸“外因论”。比如，在秋风先生的多篇文章中，所有现代思想都被毫不犹豫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似乎唯有儒家天然地免疫于意识形态的病毒。为此，他不惜对(自己曾经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做出简单化的漫画式描述，其曲解程度毫不亚于他所谓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漫画式理解。但是，以一种偏见来回应另一种偏见并不是可取的智识态度，以简化与曲解异己思想来标举自己信仰，这本身就涉嫌“意识形态”思维。如果儒家复兴的理想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的福祉，那么最好放弃这类“我有思想智慧，你有意识形态”的心态。否则，每当复兴遭遇阻力，就匆忙归咎于“现代人的迷思”，虽然便利而且显得“高贵”，却脱不了深重的怨气，与真正的儒者风范似乎相距甚远。毕竟，当代儒家的努力不是为了掀动派系之争的喧嚣，而真正的儒家复兴也不会只是儒家内部的兴旺。
　　判定现代人对儒家的误解与偏见固然不错，但这仍然没有解释这种误解与偏见的渊源，更不足以解释儒家的衰落这一历史性事件。因此，当代儒家首先需要对衰落的历史作出更为充分与严肃的检讨，在考虑外部影响的同时，也需要深究儒家思想传统的内部缘由，以及内外原因之间的关联，对此作出更恰当公允的解释。我们有理由对大陆新儒家抱有这种要求和期待。
　　儒家复兴需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致力于复兴一个曾经衰落的传统?其理由并非不言自明。有识之士大概都会同意，儒家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智慧(哲学)，也是一种悠久的文化(道德与政治的)实践传统。但这本身还不足以构成复兴的理由。人类文明史上有许多“遗失的美好”传统，其文化遗迹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馆，却未必都有理由和条件获得复兴。复兴一种衰落的传统要求比它“自身固有的美好”更多的理由和条件，这要求它对于当今与未来世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此，儒家复兴论者大多诉诸两种理由。其一，儒家是中国文化之根本；其二，儒家思想有助于克服现代性危机，是中国发展之必需。在我看来，第一种理由具有争议，第二种理由最富有吸引力，但仍然需要辨析和澄清。
　　在一些复兴论者看来，儒家始终是中国文化之根本，儒家复兴意味着必须使儒家重返政治与道德的“正统地位”。这是一个相当具有争议的主张。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文化之本”是指那些决定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理念与规范原则，以及提供生命意义的文化来源；所谓重返“正统地位”是指占据主导性或支配性的地位。那么，何以宣称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本?因为儒家是中国文化最为悠久的传统，深刻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如此根深蒂固，它不可能丧失，也不应当丧失。这种逻辑的奇异之处在于以“不可能”论证“不应当”：文化独特性不应当丧失，因为它不可能丧失。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也就无需为应当与否而费神。大声疾呼儒家赋予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不应当丧失，恰恰暗示了完全有可能丧失这种独特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
　　蒋庆先生在一次访谈中，以“孔子塑像”事件为证据指出：“众所周知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最重要最具象征性的公共政治空间，故这一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塑孔子像的行为有力地证实了本人的如下论断：在中国，只有儒教价值是公共价值，因而只有儒教价值能够进入中国的公共政治领域，成为要求国人普遍接受的价值……我们不能想象在天安门广场塑耶稣像与佛像，因为耶教价值与佛教价值在中国只是私人价值而非公共价值。当然，除非哪一天中国的‘儒教文明’被彻底消灭……但是，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一天，这永远不可能!”而就在同一篇访谈中，蒋庆先生又说：“在今次曲阜耶教堂事件中，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在表达意见时感到无力与无奈，就是因为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在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力没力，不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强有力地有效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
　　这里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的观察，一是儒家仍然是中国人信奉的公共价值；一是儒家今天的实际处境非常窘迫。前一个判断大概是错误的。蒋庆先生似乎忘记了，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早就在天安门广场(这一“最重要最具象征性的公共政治空间”)矗立了几十年，象征着完全不同于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却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塑像在短暂驻留之后却已经被移走了。这意味着蒋庆先生言之凿凿的“论断”不过是一厢情愿。而他观察到的儒家信仰者的“无力与无奈”，以及“一盘散沙”“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力没力”的状况，倒是透露了真相：在当代中国，儒家不是公共价值，更不是所谓“文化之本”。(相比之下，陈明先生或许更为清晰：儒家还不是中国“民情”的主导，否则就不需要以公民宗教的方式来复兴。)宣称儒家仍然是中国人的公共价值，就等于取消了儒家复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