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赵汤之争”]美国人口2018

　　摘要：“赵汤之争”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直接的争论虽然只在赵健秀和汤亭亭之间，但双方所代表的华裔文学阵营却因此展开一系列的争论。今天重读华裔文学中的“赵汤之争”，应重新认识双方争论的三个重点——“传统改写”、“自传写作”和“性别之争”。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赵汤之争；传统；自传；性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069-08
　　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后，各方意见褒贬不一，引发了华裔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赵汤之争”，即分别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两派作家、学者，就华裔文学如何“真实再现”华裔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激烈争执。汤亭亭当时凭借一部“自传”或“非小说”，得以跻身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列，而赵健秀声嘶力竭的呐喊，却让他在美国文学的边缘彷徨，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赵汤二人的创作，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各有千秋，但究竟是什么时代、政治、文本特质，让华裔文学有“高下之分”、“边缘与经典之别”？二人是创作手法之争，还是创作理念之争，甚或只是意气之争？今天看来，他们同在美国白人父权制的宰制下，各自以不同的策略争取美国的父权论述话语——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代父从军，不只是尽孝，是否也是参与男权、父权的重要步骤？而赵健秀对亚裔男性深受白人父权与霸权的压迫，之所以能表现得如此叛逆，他控诉的力量是否源自他要控诉的对象？他对华裔男性阳刚气质舍我其谁的执意追求，莫非来自于美国主流父权体制唯我独尊的霸权建构？种种疑问正是本文重识“赵汤之争”的原因。
　　2005年，林涧在“何谓赵汤之争”①一文中说“赵汤之争”并不存在，对赵健秀的创作理念与实绩做了尖锐的批评，在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扬汤抑赵”的倾向，笔者以为林涧的种种说法都值得商榷。林涧认为，汤亭亭从来没有也不屑于和赵健秀争论，并说“汤亭亭从未写过针对赵健秀的文章”。但其实在《女勇士》出版前，汤亭亭和赵健秀曾就该书以何种文类出版有过通信，赵起初对汤的创作表示肯定，并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汤因为各种考虑，没有听取赵的建议，交由美国主流出版业对此书进行包装策划，因而导致此后的二人之争。
　　《女勇士》出版前夕，赵健秀曾读过清样，称赞该书的文体之余，仍强烈反对将其归入非小说，在给汤亭亭的信中，赵说道：
　　“黄种人的自传式是白人的种族主义形式……是对我们的创作的侮辱，把我们视为怪胎，把我们仅仅当作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把我们关在白种人的动物园里以供观赏，完全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的世界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的世界，绝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你的这本书要以小说出版，让他们的自传见鬼去。把你的书当小说读，我不必去喜欢或同意书里的叙述人或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我只用去喜欢你的书而已，而且我也会欣赏你在创作中的微妙之处，领会在创作中那些心照不宣的疏漏，但如果这是本自传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看。”②
　　赵健秀力劝汤亭亭不用迁就白人主流出版业，在“文类”的划分上千万不要妥协，因为白人出版市场向来压制、操纵少数族裔的文学和艺术。汤亭亭不会不知道白人主流出版业是怎么回事，但她在给赵健秀的回信中是这么答复的：
　　“我所回避的类型是政治的/辩论的长篇大论，我不喜欢这些，原因有三：第一，它把作者固定在感知的表层；第二，它把亚裔美国作家带上和种族主义者所走的道路；我们提供了对话的另一半，好像是用我们的阴对他们的阳；第三，黑人早在50年代就这么写过，我们所做的是把黑人的面孔换成白人的面孔，在艺术上没有进展。”③
　　汤没有直接响应赵在信中提出的种族文化再现与美学自由，反而是说赵健秀的观念是政治的，而我的是文学的，我们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二人的对话果真不在一个层面么？是赵健秀言过其实，抑或汤亭亭避重就轻？一般看来，代表民族主义者的亚裔男性作家赵健秀等人，关注更多的是文学的政治维度，而亚裔女性作家汤亭亭等人是将文学的审美维度放在第一位，双方的分歧在于各有所属。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赵汤二位毕竟是专业创作人，汤的创作入选美国大学课本，赵的创作被搬上美国舞台，以他们的艺术成就而论，他们的文学理念岂会如此泾渭分明。相反，双方一致认为文学离开了审美就不是文学，而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纯文学也只是痴人说梦。汤亭亭没有听取赵健秀的意见，很可能是她当时没有充分估计“文类”的划分会对以后的华裔文学产生的影响，《女勇士》毕竟是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华裔作品，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带来的新体验，与此前的《华女阿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小说”还是“自传”，表面看来，是用“虚构”还是用“真实”来书写华裔美国人的生活，但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虚构”和“真实”难分难解，“诗学正义”和“史学正义”的辩证正是文学作品的特质之一。掩映在“小说”与“自传”之下的，是如何界定弱势族裔的“艺术合法性”，下文当有论及。
　　汤亭亭对赵健秀的响应不仅如此，且以艺术再现的方式表现于自己的创作中。她承认《孙行者》这本书中的主角惠特曼·阿新这个人物，大部分的灵感即来自赵健秀④，借阿新之口，以揶揄嘲讽的笔调，既对美国主流社会，也对自我做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另外，照林涧的看法，“赵汤之争”只是两性之争，“知情者知道它意味着华裔文学研究的两性分化”，“赵健秀是男性、男权、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在美国社会代表进步势力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和多元文化受到打击”，这些陈述当中的种种偏颇与疏漏正说明今天仍有必要重新认识“赵汤之争”。首先，“赵汤之争”绝不只是两性之争。其次，赵健秀身为男性华裔作家，在美国白人主流霸权的挤压下，他对男权、传统文化仅仅是“拥护者”而已？而且，林涧并没有明确表示，是谁的男权，是谁的传统文化，赵健秀对美国白人男权与父权和华裔的男权和父权并没有保持一致的态度。最后，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和多元文化是否代表进步势力，都要视语境而定，多元文化并非绝对的兼容并蓄，它很可能是强权的暗自改装而已。
　　美国学者早已对“赵汤之争”有过诸多论述，其中黄秀玲总结“赵汤之争”时，认为争论的焦点有三：第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改写；第二，如何认识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自传写作；第三，华裔社群中的性别之争。⑤黄对“赵汤之争”的总结，准确道出彼时华裔文学创作中的三个重要课题。时移事往，如今重识“赵汤之争”，从新的角度理解这三个课题，解读其中父权与反父权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