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课件 [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来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的机会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概括地描述出当时的情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人们在作出那样大的奋斗和牺牲以后，换得的竟不是当初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实行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这时的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披着孔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孔学的思想统制，那么，这时的思想家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赛先生”（Sｃｉｅｎｃｅ），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2]；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3]。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4]。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他们强调“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这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陈独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就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西方近世文明的这种缺点是无庸讳言的[5]。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在大战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6]。他在1916年5月就已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7]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8]。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产生的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为什么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人民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
这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也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9]；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10]。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动。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新设厂矿379个，平均每年增设63个。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记者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
[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1日。
[4]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
[5]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
[6]《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
[7]同上书，第168页。
[8]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9]《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
[10]《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