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感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读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感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感篇一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以提倡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而成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19年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后又有《章实斋年谱》及大量历史考证文字发表，在学术界的影响逐渐扩大。胡适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中的东方一支，与西方哲学处于对等的位置。从而打破了西方学者一向宣扬“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的谬见，确立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胡适还在《导言》中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系列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为后学者指了门径。该书是近代第一部用西方治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该书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必备图书，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哲学史，甚至在各种专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蔡元培给此书以很高评价，指出它特长有四：第一，

　　证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

　　这本哲学史大纲在内容上，并非如钱穆《国史大纲》这样从先秦至于近代，而仅是包括由老子、孔子而后到秦的那几百年，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哲学。胡适在中国近代算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人。他这本大纲也是用一本中西贯通之思想作成。这一点尤其是可以从第一篇《导言》部分看出来的，导言篇主要介绍了胡适的写作方法，读来使人受益匪浅。特别是他以赞赏的角度支持以考据的方法作为研究的开端，且用宋儒贯通理论的手法对文章作评论。既免于空疏臆说，且免于支离碎琐。对于我们做历史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好的方法。

　　《大纲》分十二篇，且根据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作为文章又一佐证。这十二篇，以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古代哲学之终结为始终，另有导言，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诸篇。既是一个时代顺序，又是一个学术渊流。胡适先生对每篇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许多新奇的名词让人读来耳目为之一新(要知这书所做已经历近一个世纪了)。如认为先老子之前，乃诗经时代，因为仅有诗经一部可作为后人了解那时代人的可靠的著作，称之“诗人”时代(比之于希腊之荷马史诗)，颇是有趣而又有道理。胡适说孔子与儒家，孔子儒的世界观是以《易》为其观点的体现。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他来看都只是一部《易》经。孔子的人生观、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正名主义乃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其他发人深醒的阐述不胜举。而很明显的一点。胡适最欣赏的便是墨

　　家了，他后来时常以实用主义为口号作各种社会宣传，也即是此来源。他认为墨家是对儒家批判地改进，而后来新儒又起而攻墨，各种学说就在这相攻之中发展。而墨者与儒者即占据了这本书的主要篇幅，读来使人似乎进入了那个时代的学术争纷。读完此书受益匪浅，主要也是通过理解第一篇《导言》中提到的哲学史三点目的获得的，就是明变、求因、评判。 最首先的获得是对基础的知识的掌握。知道了惠施、杨朱、公孙龙等原本不在自己知识范畴的人物，通过对他们所处时代背景，所接受到的教育背景的了解，理解他们思想的根源。胡适很注意材料的考据，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分析依据的材料如果无法论其正伪，那后面再多的分析都做不得数，当然绝大部分的历史和文学考据都还看不懂，但是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值得学习，另外对这些考据学硬读下来，即便只能懂一点点，也是收获。

　　其次是明变，这是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收获最大的地方，诸子的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各不相关的，也不是非儒即墨的对立关系。墨子应该是受过孔子儒家思想教育的，在其上通过自己的理解(正面的或者反驳的)发展了墨家;其后孟子虽然反对墨家，但是其思想又能看出受了墨家的影响;法家最著名的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弟子，相信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应该就是荀子的性恶论，既然人性本恶，就只能通过严法进行控制;即便是儒家自身，孟子和荀子的性本论也是有完全对立的差异。书中的脉络写的比较清楚，通过明变让人更容易理解思想的原因。

　　最后的评判，从我现在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水平，谈不出自己的想法，只是对儒墨两家处事逻辑一节的分析印象比较深刻。按照书中分析，儒家做事讲究“动机”、“居心”，所以看儒家的治国理论，似乎都是大而化之的，没有实际措施，而墨家更多是实干，明确具体该如何做。从自己来说，还是更偏向于墨家的理论，其实墨家的理论，也更多接近于当今社会的科学理论，可惜古代一味尊儒，扼杀了中国发明创作的科学发展。

　　这本书所获得的赞誉无以复加，它被视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开山之作，为胡适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值得深读的一部思想著作。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感篇二

　　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开篇便详尽地阐述了“治学的方法”——大概分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个步骤。他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评述一定要建立在对它的全面、深入地分析当中。这就要求我们要透过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现象，直击其本质，找到切要问题和问题的切要方面，而后再运用“相对科学的理论”去分析、诠释它。

　　读吕日周先生的为官事迹片段(纵观材料，不难看出：材料提供者本身对素材的节选是以自身价值判断为前提做适当取舍的，所以仅能称其为“片段”)，满眼充斥着对吕先生这位“变革型领导”为官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赞扬”。对一位在20年前便立志根治“体制病”的有抱负，愿付出，敢担当的年轻人来讲，此后的种种实在不足为奇，然而，就其“为官二十年”的经历不免让我们产生两个疑问：其一，如此实干的官员为何其“政绩”不能得到传承?其二，如此务实的作风为何不被众人所接受?带着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对吕先生的领导特质进行一些简单的梳理。

　　理想化的影响力。“谁不带头，不让谁当头;谁不干，干谁;谁不改革，改革谁;谁不吃苦，苦谁;谁不从严治党，党就从严治谁;谁不打扫卫生，打扫谁。”从上述“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吕氏语录”不难看出，吕先生“理想化”的解决执行力问题的方式，多多少少存在“简单、粗暴”之嫌。在其较为科学的“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和追究责任的五步曲工作法”指导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视而不见”和“真抓实干”的区间内会有很多种，吕先生恰恰选择了“一个极端”。这一“极端方式”势必会“破坏了官场现有的生态平衡和固有的游戏规则”，自然后续“有人向上反映，说这种做法对民有情，对官无情;得了民心，失了官心。他的工作方式甚至被下级官员评价为简单粗暴和一厢情愿”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自孔圣人的儒家中庸之道影响华夏，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力求做到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的境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开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目标，真正的天人合一：天道是诚，人道是追求诚;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一。在滔滔的历史长河当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达到其“掌控民众思想进而巩固政权”的统治目的时，往往对“圣人”的学

　　说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断章取义”。长此以往，时至今日“中庸”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去其两头，把握中间”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哲学”之下，我们已经“习惯性”地接受了“无数中国人始终微笑着的脸庞背后充满了高深莫测的寓意”的神情。吕先生的雷厉风行，并不是他忘记了所处的“环境”，从更深层次讲，他正是在利用“中庸之道”达到张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影响力”。

　　从领导力的相关知识可以看出，吕先生利用“理想化的影响力使他人产生信任、崇拜和跟随”进而成为“下属行为的典范，得到下属的认同、尊重和信任”最终达到“大家认同和支持他所倡导的愿景规划，并对其成就一番事业寄予厚望”的目的。

　　“积沙成塔”——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无小哪有大?无少哪有多?无人哪有众?只想发指示不想管民事的官是想以大代小，以抽象代具体，以说话代办事。他们清楚，越大越抽象，越大越容易，越大越省劲，越大越不犯错，想把具体的、难办的事情推给别人去办。越小越深入，越小越具体，越小越难办，越小越费劲。”多年的潜心观察，造就了吕先生较为敏锐的洞察力，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质。

　　通过对日常工作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吕先生揭开表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切要问题和问题的切要方面：“当前最重要的不是解决用什么来评价干部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由谁来评价干部的问题。考核干部除在一定的领导职务范围内的干部测评外，还应该增加普通群众民主测评的内容。说到底，没有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就没有彻底追究责任;没有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就不会有落实。”在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探索上，进而得出了“他逼必然带来自逼。而他逼能带来加强领导，自逼却能引发体制改革。”

　　准确地找出问题之所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政治体制改革”是最终解决“执政为民”的关键。接着“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才是最好的手段”是解决问题方式的主导思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吕先生较为科学地分析得出：“建立制度比转变作风更重要，要把创造环境逐步引向创建新的、有效的“制度环境”中”;“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一是政策环境。政策上为经济大发展开绿灯。二是服务环境。要为一切能够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人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三是社会环境。从法律上为人民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同时从社会氛围上形成企业家和能人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四是投资环境。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把各方面的钱用来建设长治。五是生活环境。把长治建设成为山明水秀、污染最轻、具有现代化商品气息和鲜明特色的一流文明城市。”

　　“三十年磨一剑，这些发端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吕日周多次地方改革的主线”。可见，上述较为科学的理论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通过自身长期的“定向思维”得出的。“定向思维是在动力定型驱使下的按照既定方向或程序进行思维的活动过程，与发散思维相对。定向思维的基础是经验”。这一套“方法论”从实践中来，通过相关“经验”的不断积累，量变产生质变，最终成型。因为其拥有较为详尽的理论基础，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所以在客观上可以起到“智力激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鼓励下属创新，挑战自我，包括向下属灌输新观念，启发下属发表新见解和鼓励下属用新手段、新方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目的，并实现了“使下属在意识、信念以及价值观的形成上产生激发作用并使之发生变化”的客观效果。

　　外界看来，吕先生的仕途之路是不幸的，关键在于他试图用个人“影响力”去挑战“旧制度”;在我看来，吕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体制改革”的希望，并且这些改革举措均来源于较为科学地实践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体制机制改革的路上，强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显然是滑稽、外行和不现实的;它不仅需要全民素质的整体大幅提高，更重要的在于要不断地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像吕先生这样“有棱角”的领导，“坚持不懈”地长期努力。当然，包括吕先生本人也深刻地意识到“改革者是痛苦的”，“地方领导干部搞改革其实就等于自己选择了痛苦”。

　　“痛苦”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那么如果使这些“痛苦”变得轻一些，那么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改革实践者的行列中来。提供较好的“社会环境”，其中“法治”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般旧体制的弊端有文件、条款的依据，而体制外的创新办法尽管能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却没有法律依据，改革者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在没有一定气候的条件下，上级支持这样的改革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使支持的力量要滞后一段时间。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改革者的各种遭遇” ，“按旧体制的老框框老规矩绝不是法治，对创新者的成功经验尽快肯定，并形成党的制度性规范，才是真正地走向法治”。最终得出“惟有法治也才能巩固吕日周们的改革成果”的结论。

　　当棱角成为一种奢侈品，圆滑势必占领高地。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当中“圆滑”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珍视“棱角”，千万不要让棱角成为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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