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全体演员表 “人艺”:从“茶馆”到“古玩”?

　　1997年6月,是中国话剧界的泰山北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5周年的大喜日子。在这个时候对人艺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似乎有悖人之常情。但是作为一个人艺的“铁杆”观众,我以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评点人艺诸多的病症和隐患,实在是送给它的最真诚的“生日礼物”。
　　但愿北京人艺如我所想,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不至于把这礼物生气地摔出门外!
　　按照惯例,作为赫赫有名的国家级剧院,北京人艺每逢建院大庆都要选择一台有代表性的话剧上演。5年前,于是之、郑榕等一批老一代知名表演艺术家。联手进行了他们对《茶馆》的最后一场演出。现在想起来,那台带有老一代演员谢幕性质的“告别演出”,给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大庆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眼下,北京人艺为这个院庆贡献出的是一部名叫《古玩》的话剧,而“古玩”二字恰好又是北京人艺今天现状的一种写照和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对此,我不能不由衷地叹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知这二字是否会成为人艺的“谶语”。
　　45岁,正是一个人走向人生辉煌巅峰的时刻,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却在这个“花季”过早地衰老了,在本该不惑的年龄感到了太多的困惑。
　　当我们以一种公平的眼光审视北京人艺的时候,谁也无法否认在全国众多的话剧演出团体中,北京人艺是创作态度最认真、演出风格最鲜明的一家。但是这种认真和鲜明并没有能把人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伴随着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兴娱乐业的崛起,话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也面临着空前窘迫的生存环境。在这前所未有的话剧“严冬”里,北京人艺也未能幸免“流行性感冒”。演出场次的下降、观众的流失、票房的滑坡……这些普遍的“症状”同样存在于人艺的身上,只不过程度略轻一些而已。特别与其“剧坛盟主”身份不符的是,最近若干年来北京人艺一直没能拿出振聋发聩的力作。《阮玲玉》《鸟人》《北京大爷》等因演出场次较多勉强算得上有一定影响,但都不足以成为具有长远保留价值的经典。至于那些市场和口碑双欠收的剧目就更不用提了。这不禁令人为北京人艺的前景担忧。
　　在话剧界日渐百花凋零的时节,北京人艺起码还维持着一些表面的“繁荣”。这种“繁荣”靠的是人艺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信誉和几代人树立起的金字招牌。今天坐在那里看人艺话剧的大多数人是人艺的“铁杆”观众。他们做出走进剧场的选择,是凭着对人艺的信任和关注,而不是对所演出话剧的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凡是标明“人艺演出”的话剧,不论好坏,起码最初十几场都座无虚席的原因。但在这之后,有的话剧还可持续上演一段时间,另外一些则因为“知音”难觅而不了了之了。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盲目性其实是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如果听凭一部又一部平庸的话剧作品频繁地占据着人艺的舞台,那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优势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盲目的信任就会变成盲目的不信任。到那时,观众已去,大势已去,一切便悔之晚矣。
　　自《天下第一楼》以后,近10年来北京人艺带给我们的只是连绵不断的失望。一部又一部新戏上演着,一个又一个遗憾也流传着。很多北京人艺忠实的爱好者都一直尝试着找到它的“病症”,为“偶像”重塑金身。在我看来,北京人艺的衰落除了话剧业大环境的恶劣以外,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编剧队伍的流失和剧本质量的下降是制约人艺发展的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文豪级编剧支撑人艺舞台的时代固然已一去不复返了,高行健、何冀平这样才华横溢的中青年剧作家也已远走他乡,北京人艺这台原本高质量的“话剧机器”就在平庸剧作的磨损下走向老化。今天,谁还敢奢望《茶馆》的博大、《雷雨》的才气、《绝对信号》的新意、《天下第一楼》的气度……人艺舞台上演绎着的大多数是平淡无奇的故事、个性模糊的人物和故作高深的矫情。作为当今人艺的最高领导,刘锦云当年的《狗儿爷涅磐》在人艺历史上也可算得中上之作,而此后的《阮玲玉》虽有了演出百场的“业绩”,似乎也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郭启宏的历史剧如《李白》《天之骄子》,虽未能超越他的同姓前辈郭沫若诸多历史剧的成就,却堪称人艺近几年来最大的收获。除此之外,北京人艺倒是不乏创作形形色色应景剧作的高手,但到去年《北京大爷》上演时,北京人艺在剧本选择余地上捉襟见肘的窘境已暴露无遗。今年以来,剧本危机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上半年两出大戏《鱼人》和《古玩》,前者由从话剧记者改行成剧作家的过士行编剧,后者更是位列演员的郑天玮之“非职务创作”。不可否认,过士行曾以记者身份浸淫话剧艺术多年,转入编剧行当虽也顺理成章,但“闲人三部曲”抢尽剧坛风头也着实令毕生致力于剧本创作的职业剧作家汗颜。郑天玮固然早有“才女”盛名,客串写一回剧本也并非不可。但把创作向建院45周年献礼的里程碑式作品的重担交给这位职业演员、业余编剧,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这就像中国足球队的进球多靠后卫队员完成而前锋却无所事事一样,既滑稽又无奈。要说人艺的决策者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剧本危机,那恐怕是冤枉他们。尽管他们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剧本创作的政策,诸如一台话剧演出百场,编剧即可有十万八万的收入。但高质量剧本的问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仅仅是靠提高稿酬就可以一蹴而就的。看起来,北京人艺还将为“无米之炊”辗转反侧一段时间。
　　其次,导演的断层是北京人艺乃至整个话剧界的又一致命伤。试看今日之人艺,指手画脚在第一线的导演不过林兆华、任鸣、李六乙这屈指可数的几位。林兆华已过了行政上的退休年龄,又失去了像高行健这样才华横溢的编剧搭档,因而他近年来痴心不改的戏剧实验与探索虽然十分可贵却并未成绩斐然。李六乙初来乍到也在等待证明自己的实力。年富力强的任鸣无疑是人艺导演中当仁不让的中坚,作为导演,他在指导思想上兼顾传统与现代的“中庸之道”,使他具备了成为人艺新一代大师级导演的可能性,同时也使人艺风格的蜕变在他身上具有最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当林兆华淡出人艺之后,仅靠两位青年导演支撑一个国家级剧院,显然是天方夜谭。而在有影视导演丰厚的经济利益作对比的今天,谁肯自甘话剧导演的清高与清苦?这是北京人艺的又一个两难。
　　再次,演员的成就感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越来越得不到体现。毫无疑问,在全国众多的话剧演出团体中,北京人艺拥有最令人羡慕的豪华演员阵容。老的如林连昆、韩善续、谭宗尧等就不说了,中青年演员如濮存听、修宗迪、冯远征、梁冠华、胡军、何冰、徐帆、陈小艺、岳秀清、郑天玮等,从演技到艺德在同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的知名度和经济收入更多的是来自于影视作品。话剧舞台不能给他们提供致富的机会还在其次,因为人艺毕竟有一条颇有人情味儿的不成文规定——每位演员为剧院演一年话剧即可“休息”一年去拍影视作品。但是这些痴迷于话剧艺术的舞台精灵们得不到一出好戏来扬名立腕儿,这是他们最大的悲哀。当年林连昆凭借一部《狗儿爷涅pan》而成为人艺的“头牌”,这许多年他不涉足影视也家喻户晓。反观濮存昕,舞台上的英俊小生,从古到今,演了不少,却不如一部电视连续剧使他深入人心。看起来,要让青年演员眷恋舞台还远远不仅是一个“钱”字了得。
　　最后,缺乏真诚的艺术批评是人艺创作难上层楼的又一重要原因。这固然与整个文艺界崇尚包装、不重批评的普遍风气有关,但这不能作为放松对自己要求的借口。如果直面现实,今天的北京人艺最缺乏的是诤友的关怀,而不是肉麻的阿庾。北京人艺有一个好的传统,每有新戏演罢一轮必召开座谈会品头论足。但近来这种研讨会却越来越流于形式。有很多与人艺关系密切的知名评论家尽管私下里颇多非议,但一到公众场合便缄口不谈缺点,甚至在报刊上极力吹捧。这种不良风气其实是对人艺另一种无形的伤害。
　　如果仅此而已,北京人艺的危机还算不得十分严重。真正使人艺“病入膏育”的是它老气横秋的风格与精神,几十年前的一出《茶馆》,几十年后还在规定着北京人艺从表演到布景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这容易使人联想起一个古老的“刻舟求剑”的故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人艺的“《茶馆》情结”显然不是濮存昕、徐帆们力所能及的。要想让那些死抱着《茶馆》不放的人满意,恐怕要等到下个世纪——“克隆”于是之、郑榕、英若诚、黄宗洛已不费吹灰之力的时候。且不谈艺术的发展需要我们做后人的扬弃和超越《茶馆》,就从最庸俗的市场票房来考虑,满嘴新京味儿语言的“顽主”们,也绝不会是不断翻版的《茶馆》的忠实观众。当务之急,人艺是需要使自己的指导思想变得富有朝气起来,否则它便会不幸被郑天玮的剧名所言中:在历史的风沙中被湮没成一件“古玩”——昂贵而不合时宜、能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心理却不能被多数人接受。
　　传统风格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百科全书到我们的脑海里都已蔚为大观,而站在世纪末的界河边,人艺最需要的是一座充满新思想的桥梁伸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