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作出众多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幕|改革开放是哪次会议

　　一、外交工作三原则：“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这样，筹建新中国的重任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前，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因此，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支持是第一位的紧迫任务。为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外交政策的三条原则，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这三句通俗平实的话语，成为了指导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
　　“另起炉灶”。这是毛泽东1949年春提出来的，这年3月5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他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和控制，旧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力量空前增长。随着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我们可以也理应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逐步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的方针，其核心思想，就是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自动继承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
　　1952年4月，周恩来在新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一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就是将“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1949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据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面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虽绞尽脑汁却无计可施，但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有几个国家就想以外交认可换取在华特权，使自己在华利益最大化。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被它们迷惑，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的问题采取“等一等”的态度，有意地把建交时间往后推移，留出时间清扫“屋子”，一方面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和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一方面坚决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彻底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之后，再视其对新中国的态度重新考虑建交问题。
　　历史证明，这一方针的实施，彻底摧毁清除了帝国主义对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效遏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渗透、颠覆和破坏，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一边倒”。这一外交方针是在1949年党的建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在文中，毛泽东这样说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当时，新中国对外关系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亲美远苏；二是亲苏远美；三是奉行中间路线，兼亲美苏。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坚决地站在台湾当局一边，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拒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因此，“亲美远苏”不可能成为选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已分裂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冷战形势下，中国作为大国很难保持中立，骑墙的“中间路线”也是走不通的。而中苏不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密联系，而且中苏两党也有很深的渊源，在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所以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惟一选择。
　　显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出发，针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但必须强调的是，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就是“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
　　后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越有利，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