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元上都的营建者] 包头赛罕塔拉蒙古大营

　　提起元上都的营建，刘秉忠是无法绕开的人物。刘秉忠，字仲晦，1216年生于河北邢州(今邢台市)，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曾被忽必烈倚为重臣，为忽必烈取得汗位立下不朽功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他谏言忽必烈“采汉法，以儒治国”，提出“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的治国理念，对于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秉忠在建筑设计领域的杰出才能，主要表现在元上都与元大都的设计营建上。特别是元上都，堪称为草原都城的奇葩，对后世草原城市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辅佐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元勋
　　刘秉忠自八岁入学。1239年，随海云禅师北上草原，远赴蒙古国都哈喇和林去见忽必烈。初次见面，刘秉忠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博得忽必烈的喜爱与信赖。1251年，忽必烈驻帐金莲川，主管漠南军国庶事。在刘秉忠的谏言下，忽必烈广招天下名士，刘秉忠与中原儒士姚枢、张文谦、史天泽等人组成著名的“金莲川幕府”。作为幕府的核心人物，刘秉忠辅佐忽必烈，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治国理念，为元上都筹建与经营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刘秉忠首先向忽必烈呈《万言书》，其核心理念就是“采汉法，以儒治国”。
　　其次是谏言改元建号，以示皇统。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沿用“大蒙古国”国号，纪年则以十二生肖命名。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听从刘秉忠等众臣建议，按中原王朝惯例“建元中统”。其后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宜早定于鸿名”，建国号。于是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
　　再次是定官制、颁俸禄。在忽必烈为藩王时，刘秉忠就提出“定百官爵禄仪仗”。忽必烈即位后，“乃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刘秉忠和许衡等人参照历代王朝的官员制度，制定了一套新的官僚制度。确定元朝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兵权，御史台负责考核升降官员。同时中央还设寺、监、卫、府等官署，地方设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还有路、府、州、县等机构。1270年，元朝官吏的俸禄制基本确定，“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禄”(《元史·食贷志第四十五上》)。
　　最后是制朝仪、定章服。在元朝建立初期，“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忽必烈即位多年后，仍是“官阙落成，而朝仪未立。”每逢朝会晚宴，无论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针对这种现象，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1270年，朝仪制作完毕，经百官演习，“礼文乐节，悉无遗失”。皇帝即位、元旦、天寿节及诸王及外国使臣朝见、封册、上尊号、祭祀及群臣朝贺典礼，按制定朝仪行事。与朝仪相辅相成的是章服制度。1271年，刘秉忠及王磐、徒单公履等人向忽必烈谏言：“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于是忽必烈正式下诏颁布“文资官定例三等服色”，对服饰做出了相应的等级规定。元朝文官的公服按照品级分为紫罗服、绯罗服、绿罗服等三大等级。一至五品官为紫罗服，六七品官为绯罗服，八九品官为绿罗服，并规定“下不得僭上”。
　　上述元王朝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治国理念的确立与完善，直接促生了国家政权表象性的实体一都城的出现。元上都城，既是元王朝建立的发端，也是元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
　　营建元上都，城市与草原环境完美结合
　　忽必烈驻帐金莲川时，夏则驻扎在原金蒙交接的桓州、抚州之间，冬则驻扎在“奉圣州北”或“刺八剌合孙”，处理政务非常不便。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择合适的地点修建新城。刘秉忠在金桓州(正蓝旗四郎城)及抚州之间考察地形，最后选“中桓州以东，滦水之北的龙岗”为建城地点。元人王恽曾这样描绘此地“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日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繁息，大供居民食用。”(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此地处蒙古高原大兴安岭、燕山山脉与草原结合地带，南瞰中原，北依漠北，为漠北与漠南的中点。无论从环境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都可谓绝佳之地。
　　得到忽必烈的认可后，刘秉忠在董文炳、贾居贞、工部提领谢仲温的协助下，开始规划营建新城。首先，合理安排城市的平面布局。全城由三大部分组成，城址本体、关厢及城外防御设施。城址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这种三重环套结构是中国汉地传统的城市建筑模式，刘秉忠在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将外城的东南城墙外套皇城另外加筑，而是直接利用皇城的东城墙与南城墙，目的是让生活在皇城内具有游牧生活习惯的蒙古族皇帝直接面对环城而绕的闪电河与金莲川美景。
　　同样根据所处的环境特点，将四个关厢进行合理的功能设置。城北为东西向连绵的高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地势重要，因此，把北关设置为兵营区，驻扎维护安全的“虎贲军”；城西地势相对平整，远离皇城，把西关设置为商业闹市区；城东水草丰美，适合于驻扎营帐，又靠近皇城，把东关设置为前来觐见皇帝的蒙古宗王和外交使团居住的帐房区；南关为进出城市御道所在，又是驿路必经之地，此处设置酒肆、客栈。
　　其次，将功能建筑按照设计好的格局，严格划定建造区域。重要宫殿集中在宫城，官署和寺庙道观主要集中在皇城，居民和一些次要的官署集中在关厢，宴飨、集会场所安排在皇城的西内。这种分开设置的做法，方便了当时的统治与管理。
　　再次，在具体建筑的位置规划上，充分考虑到了蒙古族统治者游牧文化的特性，以“与草原融合为一体”为主旨，注重建筑与周边草原环境的协调与统一。因此，城内的大型建筑，整体风格都是重点突出，视野开阔，如宫城内最为重要的建筑穆清阁与大安阁即是如此。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效地避免中原城市高墙壁垒、条块分割闭塞布局，突出环境，体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规划原则。所以，城内既有巍峨的宫殿、雄伟的寺庙、美丽的皇家园囿，也有反映游牧生活特点的毡帐、穹庐、草原湖泊。每一群建筑都充分利用原有条件和草地、湖泊沼泽等地理环境，充分体现了城市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互为表里的理念，是人类城市文明进程中具有非凡意义的创举。
　　刘秉忠用了三年将此城建成。1260年，忽必烈赐名开平府；1263年改开平府为上都。元上都代表着草原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对元大都以及同一时期的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将元上都的设计理念，用于元大都的兴建
　　1264年，刘秉忠因燕京是辽金旧都，且形势冲要，建议定都于燕，被忽必烈采纳，改燕京为中都。刘秉忠便在金中都大兴府东北，筑宫城，建宗庙，1271年改名为大都。
　　刘秉忠把元上都的众多设计理念引用到元大都的城市建设中。两座城市在城市布局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元大都官城、皇城、外城三环相套的平面布局，由元上都的三重城垣发展而来，元大都皇城内的“太液池”源于元上都皇城内的“鳯池”；元大都城市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丽正门、崇天门、大明殿均在子午线上，而元上都的明德门、御天门、大安阁、穆清阁也均建在子午线上。
　　元上都和元大都是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最为繁华的两个城市，也都是闻名中外的世界性大都会。元上都是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完美结合的城市典范；元大都奠定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著名建筑设计师罗斯木林说，“整个北京城匀称儿明朗，是世界的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作为元上都和元大都的共同设计者，元人曾将刘秉忠比作周朝的召公。1274年秋八月，刘秉忠死于上都，无疾而终，享年五十九岁。忽必烈闻讯嗟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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