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原典的理论诉求】麦克利兰成就需要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涌入了尚处于初步发展状态的中国，并迅猛而快捷地弥漫和覆盖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版图，人们的某些价值观和审美观念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剧烈的蜕变，而出现了一个后现代语境中的审美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审美心理机制大为萎缩，高品位的审美活动被“祛魅化”和边缘化；另一方面，以追求审美化和欲望审美化为旨趣的大众文化已经形成泛化的审美或审美的泛化。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文化符号大规模生产和再生产的时代，这些符号不断地改写着我们的经验，置换着我们业已熟知的一切。如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说：“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的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他们写作、教学的方式常常接近于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他们在写作个教学中常常把文学边缘化或者忽视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全球化语境正将文学问题引入了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一批重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及其体系必须置于变化了的现实语境重新予以考察与定位。国内不少学者就提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当下的文化／文艺活动的新状况，文艺学教学存在严重的知识僵化、脱离实际的问题，已不能解释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为此，需要重新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具体说来，文学理论必须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从整体上看，文学理论教材在学术理念、编写模式、知识模块上依然比较单一甚至雷同化，滞后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发展，教材建设仍需努力。”如何在新的教材中体现时代提出的要求，如何更好地讲述文学理论，成了人们亟待解决的难题。
　　早在1997年，童庆炳、王一川申请到了教育部师范司的一个课程教改项目，即“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教程”，提出了“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的改革策略，力图“把专业性与跨学科性结合起来，把理论性与批评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文学理论课程的专业知识与跨学科知识、理论知识与批评实践相融合的新品质，使学生在学习过文学理论课程之后，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结构，又具有实际的文学作品或大众文化作品的解析能力”。具体地说，文学理论课程的双向拓展，就是在原有的专业性和理论性的基础上，革新教学内容和体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向宏观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拓展，大胆向其他学科开放，扩大文学理论的边界。如，在本科基地班开设了“文化诗学”的课程，显示了探讨文学艺术问题的多视角；与此同时，又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文化与诗学”课题研究，出版了“文化与诗学”丛书。教学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向微观的文本方面拓展，走向具体、实际而活泼的文本批评，并在文本批评中延伸文学理论。如，重新修订了《文学理论教程》，重点增加了文本的分析，全书共十六章，涉及文本分析的章节近一半；此外，为了加强微观的文本分析，还专门开设了“批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程，以不同流派的理论批评方法剖析一篇篇具体作品。经过三年的努力，“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的教学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果，并通过了鉴定。可以说，这是针对文艺学教学、研究危机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回应，它使文学理论从萎靡中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
　　新世纪之初，围绕文学理论教材所展开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并没有停息，而是一浪高过一浪。在众多学者纷纷改弦更张，转向“文化研究”之际，童庆炳没有盲目地与所谓的世界主流文化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始终坚持其最具学术个性的理论追求，探寻着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之路。在《回归名篇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谈谈当前文学学科教学改革的方向》一文中，童庆炳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在教育部制定的教学计划中，“概论”、“通史”大行其道，而不强调中文原著(理论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实际上，我们编写的古今中外杂糅性的“概论”、“通史”，理论的概念或结论，不是高度历史语境化的，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弊端是否认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是僵硬的、凝固的，不能反映事物和人的精神观念实际的变化，甚至去追求所谓的“最终解决”和“绝对真理”。表面上看，“概论”、“通史”这些课程比较系统完整，似乎可以使学生获得系统完整的知识，其实不尽然。越是系统完整的东西，越是离开本原的事实与真相，甚至是一种“学术的神话”，它们离原著的内容可能相差甚远。经由这些“概论”、“通史”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而对所确定的具体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发表些大而化之的议论；一头是对具体的名篇名著知之甚少，说不出个所以然，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这一流弊甚至还延伸到了学术研究领域。李壮鹰曾非常尖锐地指出：
　　研究者虽然在方法、视角上力图出新，但在理论发掘上却少有实质性的突破。不少论者醉心于“宏观”的考察、“体系”的营造，他们不肯花些功夫去深入地钻研古人的具体论著，而是浮在空中，手持嘹望筒，这儿瞄一下，那儿瞥一眼，对古文论只得到一些支离破碎、模糊朦胧的印象，便敢以金鹉擘海、气吞山河之势笔扫千年，横发议论。在他们居高临下的“视野”之下，可轻而易举地缔构出一幅幅“概貌”，继而抽绎出一条条“规律”，最后总结出一套套“理论”。这些论者视物，颇有吉珂德骑士的特点：来自客观者少，而出于主观者多。他们的眼睛不管收纳，只管放射，故往往看朱成碧，指鹿为马。甚而至于凿空为有，无事生非，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飚于静树。览其大著，构篇虽颇宏阔，发思不乏杼柚，但论述却总显得浮泛、空疏，缺乏稳固的支撑。原因何在呢?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病在不学而已。
　　为了扭转这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浮泛之风，童庆炳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文学学科教学改革应有的方向，是回归名篇和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是我们文学教学的第一要务。众所周知，“经典”、“原典”又称“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故古人云：“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春秋繁露》)。任何一门学科都拥有一批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们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与深入探索，而具有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求知者来说，这些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通过精读原典，可以调动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形成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丰富学生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关注个体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以及关注人类精神发展和整体命运的宽广胸襟。童庆炳明确指出，重视名篇、原著的教学改革首先必须从教材编写开始。2004年5月，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的编写正式启动，数易其稿后，2005年该书作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列入“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文学理论新编》出版后，其内容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北京市自学考试、相关硕士学位课程班的课堂上讲授过，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并获“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一等奖”。2008年10月，在童庆炳的主持下，对此书做了修订，第二版的《文学理论新编》内容更为精粹，表达更为深入浅出。2010年2月，第三版的《文学理论新编》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汉语言文学基础课系列教材”，仍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