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袁隆平先生的个人事迹
像野稻一样自在
上周有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
学农的原因很简单。还在读一年级时，老师曾带他们参观了汉口郊外一个私人园艺场。都好多年了，他始终惦记着，“里面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开得特别好。”
而重庆8年，有他最优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袭警报拉响，学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个兄弟姐妹，父亲喜欢老大，母亲喜欢老幺，成绩最好是老四，我这个老二就落在了空档里。”
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平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
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
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个光溜溜的小平头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领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自在随意的老头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和证书。但老头子还是坚持在第一线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亚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边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挡开了，“你以为我老了啊，我蹿田埂比你年轻人还快当!”
2001年，《湘声报》记者到海南荔枝沟基地去采访，还听见他把雷洁琼的话拿出来念，“百岁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然后又嘿嘿一笑说，“我71，是小弟弟。”
试验田和住地隔一段公路，原来都是骑自行车下田，那天，刚好新买的咖啡色小摩托车送到，他立马发动新摩托，然后笑嘻嘻地一溜烟走了。
晚上6点半回来，吃晚饭，爱吃花生米，7点半散步，8点和大家打麻将，输了钻桌子。后来，他腰杆扭伤了，就不打麻将了，改打气排球。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欢自在随意的生活。
他偶尔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试一下，然后又在助手身上比试一下，买上一大堆，回来就人人都发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
1998年，湖南一个事务所评定“袁隆平品牌”价值一千亿元，杨澜到海南去采访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什么看法?”
结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谈。”他后来跟助手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还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1.5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拿出来，设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基金，专门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隆平高科”用他的名字上市的事情，他起初也不答应。“杂交水稻和股票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不懂，再说，袁隆平今天涨两分，明天跌两分，像啥子话哦?”后来是想到研究中心每年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科研经费，才松了口。后来一忙，又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辞了，只挂了名誉董事长。
即便现在，他这个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仍旧只分管科研，行政事务一概不理。
“他就是一门心思要搞科研。”1995年，出去制种卖的罗孝和被袁隆平喊回来，培育出了一个稳定的两系法杂交稻品种，比1973年的三系法杂交稻产量高出近10%。
紧接着，第二年，袁隆平又逢人就说，现在开始搞超级稻。
他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
刚开始，周围人呵呵的笑，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满脑壳就惦记这个事情。
他把身边英语好的年轻助手都尽量送出国去深造，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想:要让杂交水稻推广出去，“造福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