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富豪创业史【香港富豪的励志创业史】

　　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为了能够给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加大支持力度。下面小编就为大家解开香港富豪的励志创业史，希望能帮到你。

　　香港富豪的励志创业史篇一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头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好运气即将降临到自己和这个国家身上。任正非只占华为1%的股份，段永基曾经担心有一天他会不会因此而被人赶下台，而任正非的回答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了，说明华为成熟了。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头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好运气即将降临到自己和这个国家身上。

　　一

　　改革开放已近10年，全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变得十分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计划，但是似乎和任正非还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一年他43岁，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成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在这里，先他而来的妻子成为南油集团的高管，却最终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关系。任正非自己还只是南油集团下属的一个电子公司的经理，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而言，接下来的人生似乎只有可以想见的平淡无波。然而和所有始于那个年代的创业故事一样，机会从天而降，任正非的人生道路从此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给1987这个本来相对平淡的年份，加上了一点重量。

　　故事的开始方式很深圳。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深圳华为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凭借特区一些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任正非本人也是通信技术的门外汉，他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父母是普通教师，他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专业是暖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可能使他成为中国比较早用上电话的人，却远不足以令他对这个产业有深入了解。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天上掉下一块东西，人们觉得只要是馅饼就已经喜出望外了，实际上天上掉下的是块金子。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熊秉群先生在总结中国电信产业30年历程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的电信产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阶段里各个企业以购买国外的设备或者是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进行发展。正是有了这些合资企业，才使国内的制造企业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第二个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在程控交换机方面的突破。“虽然程控交换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的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通过六五计划、七五计划研发出了中小容量的程控交换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些成果，要转化为产业，特别是成为商用化的设备，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第三阶段，就是进入21世纪的通信产业突飞猛进发展的10年。

　　43岁拉起旗帜单干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出了他的商业天才。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也就是“七国八制”，即美国AT&T、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法国阿尔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任正非决定要自己开始做研发。

　　二

　　任正非后来解释自己早期的这一次转型的原因的时候说：“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了。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最初有50多人，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这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直到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打起地铺，令外国企业叹为观止。12 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事后员工获悉，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即面临破产。可是到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从此，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事实上，最初抓住交换机机遇的不仅仅是华为，当时通信制造领域势头最好的四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深圳华为被并称为“巨大中华”。1998年，华为销售收入89亿元，规模最小的大唐也达到了9亿元。这其中除了华为之外，其他三家全部都是国有企业。

　　华为能够在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之中异军突起，有人说华为靠的是客户关系和价格优势。有趣的是，1994年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曾经提到，“在当前产品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我们承受了较大的价格压力，但我们真诚为用户服务的心一定会感动上帝，一定会让上帝理解物有所值，逐步地缓解我们的困难。”所以，如果当时让任正非来总结华为能够突围的原因，他一定会说是因为华为身上的狼性文化——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

　　这一说法在华为内部员工之间的认同度也很高。事实上这三点是狼在厮杀中成功的特性，转用到企业的竞争中，的确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华为在初创时期的成功和发展。然而狼性文化的另一方面，却是咄咄逼人不择手段，这些在初创时期能够被看作是激情和生机的粗糙的东西，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凸显成为不和谐的声音。2000年以后，任正非就很少提狼性这个词。在此之前，他做了两件事，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当华为站到“巨大中华”的首位的时候，任正非想的就不仅仅是企业的生存和赚钱问题了，他心里的规划开始变得宏大。为此他不惜亲自动手磨砺自己曾经挚爱的“狼性”。

　　三

　　任正非首先定下的是国际化策略。在国内市场依靠“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军事战略而站稳脚跟之后，任正非却很快认识到，将来不会有仅仅依靠区域市场生存的电信设备商，所有的电信设备商都必须是国际标准化的。从1996年，华为就开始了国际化布局。起初，这是一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计划，民族通信企业华为拥有什么优势?资金、品牌还是技术?在国内市场还没有能够抢下一线城市的山头，如何去敌人的势力范围抢饭碗?任正非说这是出于一种军人天生对于危险的警惕和危机意识，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nobody(无名小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从艰难生活走过来的任正非，在这件事情上愿意大手笔地投入。从1996年到2000年，华为以疯狂参加国际电信展的方式来给自己制造品牌和知名度。它还推出“东方丝绸之路”、“东方快车”等品牌计划让国际客户来熟悉陌生的华为。

　　另一件事，是1997年任正非参观美国IBM之后，意识到华为与国际一流企业在管理上的差距，决定要向IBM学习。他的学习不是挂在嘴上或者买几本《大象为什么会跳舞》这么简单。1998年，华为与IBM合作项目“IT策略与规划”正式启动，内容是规划和设计华为未来3-5年需要开展的业务流程和所需的IT支持系统，包括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IT系统重整和财务四统一等八个项目。为此，仅顾问费一项，华为的投入每年就在5000万美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据统计华为为了业务流程变革所付出的代价，高达10亿元。

　　但是，这成为了华为后来在国际化道路上能够走得顺利的基础。《华为的世界》一书中提到，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高瑞彬曾经判断华为依靠小米加步枪的竞争优势不可能维持下去。让华为人自己津津乐道的快速反应——哪里出问题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想办法解决的情况，在跨国公司看来却是企业管理和制造不规范的体现。“改来改去，各地的版本差异越来越大，将来设备升级的时候可能一团糟。现在华为反应迅速是因为接触面小，将来在全球市场发展，现在的这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机制，还能保证华为同样反应迅速吗?”

　　任正非以高昂的学费请入IBM，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企业发展势头极好，一切看起来正昂首阔步走在正轨上的时候，让一群穿着背心短裤和片儿鞋跑得飞快的土狼们穿上西装革履迈起整齐划一的步子，是一件让人憋气的事。任正非强大的个人意志力在这件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几乎是用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命令方式将集成化流程变革强推下去。到现在，华为对这一次变革的评价是，因为有了集成产品开发和集成供应链，华为才能够与世界顶级的电信运营商以同一种语言进行沟通。

　　做了品牌国际化和管理国际化两手准备之后，华为的国际化扩张道路才算真正进入跑道，而这一起跑，就是加速度的。到2008年，华为取得了233亿美元的合同销售额，其中海外销售占比达75%，与此同时，华为2008年全年纳税总额高达120亿元。2004-2008年，华为合同销售额从56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33亿美元，海外销售占比从43%上升至75%，年均增速高于40%。1994年，站在国境之南的任正非说了一句志怀高远的话，他说：“将来电信设备市场将会三分天下，西门子、阿尔卡特和华为。”他没有说将来有多远，不过到2009年，华为在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之后，名列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制造商。而曾经创造辉煌业绩的北电已经申请破产保护，摩托罗拉也岌岌可危，市场份额下滑到只有4%。

　　四

　　华为在任正非每隔三五年就阶段性地宣布冬天到来的警示中，频频取得接近50%的业绩增长，并把2009年的销售目标，定在了300亿美元。对于华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它就紧守着这个在中国具有高度成长性的行业，从未离开。随着3G的启动，可以想象这个市场还将继续延续它的繁荣。或许更值得庆幸的是，企业创始人任正非一直像一个军人一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对市场的敏锐。尽管他脾气暴躁，对企业进行一种高压式的军事化管理;尽管他个性低调，从内部流传出来的讲话充满了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军事术语;尽管他被人指责所谓的国际化管理只是深圳总部一小撮人的事，一线员工仍然似饿狼一般，频频以地狱式报价来扰乱市场……是的，任正非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企业家，低调平添他的神秘，不爱出镜不妨碍他成为被提及概率最高的企业家。华为或许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企业，因为狼性而树敌众多，因为任正非说自己不是上市公司只需要对政府负责而使得公众对这家企业充满了种种揣测和猜疑。

　　充满矛盾的企业和企业家，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元素，或许矛盾的不是他们，而是这块让他们生长的土地。任正非只占华为1%的股份，段永基曾经担心有一天他会不会因此而被人赶下台，而任正非的回答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了，说明华为成熟了。

　　香港富豪的励志创业史篇二

　　俞敏洪是国内英语培训的头牌学校新东方的创始人。对俞敏洪的创业经历，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中，有详细记录。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对俞敏洪一次醉酒经历的描述，看了令人不禁地想落泪。 俞敏洪那次醉酒，缘起于新东方的一位员工贴招生广告时被竞争对手用刀子捅伤。俞敏洪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混，应该结识几个警察，但又没有这样的门道。最后通过报案时仅有一面之缘的那个警察，将刑警大队的一个政委约出来“坐一坐”。卢跃刚是这样描述的：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他在这种场面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二是找不着话说。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恐惧，劝别人喝，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因为不从容，光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实际上，酒醉了是很好对付的，但是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忍了。当年“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变法失败以后，被押到菜市口去砍头的前一夜，说自己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几个人能体会其中深沉的痛苦。醉了、哭了、喊了、不干了……可是第二天醒来仍旧要硬着头皮接着干，仍旧要硬着头皮挟起皮包给学生上课去，眼角的泪痕可以不干，该干的事却不能不干。按卢跃刚的话说：“不办学校，干嘛去?”

　　俞敏洪还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东方学校也是尽人皆知。那是当着几十口子人，当着自己的同学、同事，当着在饭店吃饭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扑嗵”一声就给母亲跪下了。起因是，俞母将俞敏洪的姐夫招来新东方干事，先管食堂财务，后管发行部，但有人不愿意，不知谁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强、徐小平两个新东方骨干在饭店包间里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间门口破口大骂。王强和徐小平看见俞敏洪站起来“大义凛然”向门外走去，还以为他是要去跟母亲做坚决的斗争呢，谁知这位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万人景仰的中国留学“教父”，“扑嗵”一声，当着大伙儿的面，给母亲跪下了。弄得王强和徐小平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王强事后回忆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一个外人看见这样的场景尚且觉得“崩溃”，觉得“非常痛苦”，那么，作为当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千万富豪、亿万富翁，谁知道俞敏洪这样一类创业者是怎样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呢?他们在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别人不能够忍受的屈辱、憋闷、痛苦，有多少人愿意付出与他们一样的代价，获取与他们今天一样的财富?

　　香港富豪的励志创业史篇三

　　郑裕彤，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珠宝大王。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荣誉主席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及Centennial Success Limited董事。亦为信德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利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同时被誉为香港地产界“四大天王”之一。2008年和李国能、胡鸿烈、陈瑞球一同获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从有富豪榜以来，郑裕彤就一直排名前茅，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大中华，乃至全球富豪榜。从一个中学未毕业的打杂小弟，到千亿级的超级富豪，做出「周大福」、「新世界」两大龙头企业。他的成功不可复制，但他追求成功的方法，值得学习。

　　一起来看郑裕彤从打杂小弟奋斗到千亿富豪的励志创业故事

　　做老板，不要成天埋头苦干

　　郑裕彤从在一家金铺做打杂小弟开始学做事情，这个金铺就是周大福的前身——周大福金店。金铺老板周至元则在后来成为他的岳父。

　　只用两三年，郑裕彤就熟悉了店内店外的经营，十七、八岁时就已代行老板的职责，20岁那年就前往香港成立了周大福分号做起了真正的掌柜。

　　在通常人眼中，郑裕彤当掌柜，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他常常只在店里呆四、五个小时，就让伙计负责看店，自己跑到外面去了，直到关门打烊才会回来。而且，到澳门之前他就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岳父还一度责备他，怪他偷懒。

　　但这却是郑裕彤做好掌柜的一个成功法宝。“我不喜欢一直坐在店里，我喜欢到外面去了解生意。老板不要总坐在家里埋头苦干，要到外面去看。我就是去看市场，去看别的店了。做得好的，要看人家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做得不好的，要看人家为什么会做不好，从其他人的经验中去学习，我们要怎样做得更好。”他说。

　　这种爱到外面了解、学习，然后思考、总结的习惯，让郑裕彤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机会。1955年，郑裕彤看到到珠宝业很有前途，让周大福也开始经营珠宝。香港市场竞争激烈，他从市场普遍卖99金，而且还有商家还把94、95的黄金都当成99金来卖的局面中，看到做9999金的机会，并且首创了这个后来成为黄金业行业标准的公司标准。看到外资公司怎样搞管理，他也学习过来。他看到钻石是个新生意，毅然经营起钻石业务，后来成为了南非最大的钻石厂商。进入地产业、酒店业后，他也是一路看别人，做自己，始终未曾停止过了解和学习。

　　赢得人心才能赢到利

　　郑裕彤说，当老板一定要有人才来帮助你，但有人才还不够，你还要赢得他们的人心。人跟着你，心是不是跟着你，这个很关键。

　　郑裕彤是赢得人心的高手，这不光是因为他知道人的重要性，更因为他舍得为人去花钱，去投入。1960年，他将周大福改革为香港金饰珠宝业最早的有限公司机构——“周大福有限公司”，并且派出不少股份给对自己忠诚又能干的职员。

　　这个改革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改革前，公司一年的盈利是200多万港币，到改革后的第二年，每年的利润就已突破500万港币。

　　“个人力量的是很有限的，所以要考虑怎样集中大家的力量。怎么样调动大家，我认为分钱分利第一重要。”郑裕彤开心地回忆：“改革后，公司的业绩一倍一倍地翻，我就一年接一年地给员工分。他好，我也好，大家都好。”

　　后来，进入到其他领域后，郑裕彤也把这种办法不断复制。带大家赚更多钱的，然后分更多的钱。有时遇到一些好项目，他还单独拿出来给员工们入股，让大家一起做老板。因为这样好的分配和激励政策，很多员工在周大福一做就是几十年，不少人从做事开始，一辈子就跟着郑裕彤。

　　不花钱的好事要努力做

　　除了分钱分利，郑裕彤也很注重用精神和情感奖励来激励员工。周大福改成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就打破当时华资企业的传统，学习外资企业，重新给公司人员定了名衔。比如，“分行掌管”改为“经理”;改“账房”改为“财务人员”。

　　当时，很多华资公司的人都羡慕外资企业的人，包括他们的职务听上去都那么洋气。郑裕彤这个投其所好，因而深得人心，而且一箭双雕。既提高员工的认同感和满足感，也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档次。

　　前些年，很多企业家，尤其创始人开始感到，管理员工时，除了金钱、物质、股权等激励手段之外，还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要学会让名给员工，并因此引起一些管理学的讨论。而几十年前，郑裕彤就已这样想，而且这样做了。

　　从经营上说，郑裕彤这一招还有一个厉害之处。这么做是不用花钱的。“你叫他掌柜还是经理，是不用花钱的。他喜欢叫经理，你就改为经理，这样他很开心，大家也都开心。”他说。

　　做一个老板，需要花钱的地方要舍得花钱去做。但不花钱又有意义的事情，也同样要去努力做好。这是郑裕彤对自己，对公司的一个要求。

　　不花钱又有意义的事情，初初一听，好像不多。但往细一想，比比皆是。“比如，你把玻璃擦干净一点这个不要钱吧。遇到人，给个笑脸不要钱吧。”郑裕彤解释说，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很多人却不懂得或者不能够坚持去做，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这些里面建立自己的福气和财富。

　　放眼长远，用时间换空间

　　郑裕彤创立的新世界是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而且一度是香港发展势头最猛的地产企业。谈到为什么在当时大举进入地产业，郑裕彤说，他看准了需求，香港的地方小，人口却越来越多，即使短期有波动，只要撑得住，从长远看，做地产一定不会有错。所以，敢于很大手笔地把地买下来盖房。

　　踩对了香港地产业最黄金的时代重拳出击，而且从长计议，用时间换空间，这也是郑裕彤以及其他几位地产天王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在地产业，除了小打小闹，所有大项目，郑裕彤都是放眼长远，每个项目一做都是几年上十年，很多物业更是只租不售。即使遇到萧条，他也等得起，熬得住。“我不喜欢立刻就能赚钱，而且赚得很多的项目。越赚得快的钱，风险越大，这是一定的。我做每一件事都是从长远去看，看透了才去做，不是急功近利的。”郑裕彤解释，“以香港会展中心为例，我做的时候，别人说我很大胆，其实我已经看透了，中国最终一定要收回香港，我对香港的前途，对国家的前途有信心。”

　　放眼长远，投资长期事业的策略，令郑裕彤把时间化为制胜筹码，在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下，成为分享香港与内地经济发展红利的大赢家。

　　在成就社会中成就自己

　　跟随社会的趋势，民生的需求发展事业，是郑裕彤基业长青，而且事业越做越大的基础。对于投资，甚至投机炒作，有机会他不放过。但他真正专注的，从来都是有实实在在需求，对社会民生有实实在在价值的事情。

　　郑裕彤的长子郑家纯曾公开讲，大家好像都不喜欢把官商放在一起，但事实上，官商结合，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因而，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他们都非常注重与政府合作。在北京，他们做的崇文区新世界，是旧城改造的样板。在武汉，他们与政府合作，盖了大量经济适用房，也可以说是行业标杆。

　　主动配合政府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这让新世界成为政府眼中能承担社会责任的地产商，当政府有了好的事情，自然也首先想到能够与自己更好配合的人。

　　郑裕彤也非常注重承担社会责任，多年来为香港、内地的教育、医疗、赈灾等公益慈善事业，累计捐款数十亿元人民币。

　　勤劳和真诚，是往上爬的根基

　　访问郑裕彤时，我们请他总结出两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跟大家分享。

　　他回答，就同一个人而言，要想更成功，第一是勤劳，第二是做好人，结善缘，而做好人，结善缘，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诚信。

　　“勤劳肯定是要的，没有勤劳，你的学习，你的经验，你的智慧，你的行动力，一切都会打折扣。但若要想有比较大的成就，就需要有朋友们来帮助你，这个最主要的是要真实、诚信，善待他人。我有很多的朋友，我对他们很真诚，他们对我也很真诚，朋友多，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比你自己能干甚至更重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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