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股市总市值【2017年中国股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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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国股市政策

　　展望积极的股市政策

　　刚刚度过20周岁生日的资本市场，正站在“十二五”的大门前。与5年前相比，“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变成“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变成“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和“加快”的措辞，充满着积极的感情色彩，这意味着，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对资本市场在“十二五”期间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充满期盼。

　　无疑，资本市场将在“十二五”期间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不仅标志着市场历经多年改革发展，已具备更好服务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基础和条件，也标志着社会各界对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功能的信心和信任度极大增强;这不仅标志着作为重要要素市场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重点突破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更标志着未来5年中，社会资本、资金和资源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体量，向资本市场集中。

　　我国资本市场实现积极、扩张性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扑面而来。在此，我们郑重建议：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出发，迫切需要思考推行积极的股市政策，以充分提高市场效率，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功能，规避市场风险，焕发市场本身和市场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

　　积极的股市政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金融体系对资源有效配置具有核心枢纽作用，市场价格是经济活动最为灵敏的信号。这要求我们尽快健全资本市场结构，适应多元化投融资需求，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未来5年，我们要将资本市场真正建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利用全社会庞大的流动性为经济结构调整作贡献。用股市将流动性从“魔鬼”变成“天使”。在一个更有效率的股市中，既能助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又可以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优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

　　积极的股市政策是改善金融结构乃至经济结构的需要。近年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展迅速，但总体上银行间接融资仍占据主导，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权威人士表示，这种融资结构，宏观上使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加大了风险隐患;微观上不利于平衡企业资产负债水平，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未来五年，我们要完成中国股市容量的“双向再造”。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让股市、债市的容量大幅度提升，让国民资产的资本化程度大幅提升。

　　同时，积极引导长期资金入市，让社会资金和资源更积极地向资本市场集中。

　　积极的股市政策是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需要。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纷纷把新能源、新材料、网络信息、生物医药等作为新一轮发展的重点。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已经加快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推出了中小板和创业板。但相对于活力四射的底层创新，股市的支持尚显不足。

　　未来五年，我们要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力度。加快场外市场，尤其是新三板的建设，促进科技与资本有效融合，培育和发展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的股市政策是落实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承诺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群众有权利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必然通过资本市场得以落实。

　　未来五年，我们要建设一个投资环境公平公正透明，投资渠道安全稳定有效的市场。让亿万投资者的财富，能够伴随经济增长而实现增长，而免于财富被股市吞噬的恐惧。

　　在“让股市更积极”的同时，我们也要“对股市更积极”。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加转轨”市场中，更加积极地面对和善待市场，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资本市场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既是市场的监管者，也是市场的设计者和推动者。积极的股市政策，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市场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也需要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不当的行政干预，大力培育市场机制。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市场意识还在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市场改革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资本市场上的反映，其根本原因并不在市场本身。对于这些问题，政策也需要宽容面对，积极解决。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资本市场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一种高级的市场形态，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工作不可能单兵突进，这就需要提高各方面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2017年股市再融资政策将变

　　数据显示，2016年，A股市场整体募集资金(IPO、再融资合计)为18355亿元，再融资额度达历年新高。

　　新股发行一直是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每每在股市下跌时成为焦点。去年以来，随着新股发行常态化，堰塞湖“水位”逐渐降低，股票供给有所增加，但也由于近期行情变化引起一些讨论。

　　监管层推进新股发行常态化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新股发行是源头活水，只有活水长流，才能得清渠如许。在经历2015年6月开始的股市异常波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监管层根据市场条件，新股发行略有提速，恢复股市投融资基本功能的同时，也为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227家企业成功IPO，创近5年新高;2017年1月9日至13日的一周内，15只新股相继申购，平均每天3只新股发行。IPO“堰塞湖”压力正逐步释放，相比去年年中约800家受理首发企业的“高位”，降低至600多家。

　　上证综指自2016年2月以来，大体上维持向好行情，从2730点攀升至3100点左右，期间未发生超过5%的月跌幅。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震荡比上证综指略大，但与2016年初相比，总体上都维持了向好行情。

　　近期，不少投资者把新股发行常态化看成是日前股市下跌的“元凶”，并进一步认为，如果股市下跌、股民离场，发再多的新股也没人买，无益于实体经济发展，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实，源头没有活水，股市就不可能枝繁叶茂。“IPO排队过会时间过长，会间接导致一些‘垃圾股’成为‘壳资源’，因此滋生诸如卖壳套现、圈钱、炒作、跨市场套利等乱象。”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说，这些会误导投资者短炒投机，忽略企业本身运营和投资合理估值，最终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多重原因使新股发行再惹争议

　　业界普遍认为，新版打新规则实施前，打新确实会扰动股市资金，但目前这一问题已经不突出，不过，新股发行常态化对“庄家”、职业炒新者、垃圾公司等股市投机者确实有影响。多因素叠加下，股市略有下跌时，新股发行便会再被提起。

　　近期行情持续下跌。截至16日收盘，上证综指六连跌，创业板指八连跌。但下跌行情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有资金链、年关节点等各种原因，不能过度放大新股发行提速的影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

　　其实，投资者认为IPO会影响股指涨跌的思维习惯由来已久。特别是新版打新规则出台前，部分投资者需要卖出持有股票以留出资金打新，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股市的“抽血”，当时，IPO影响股指的观点较为盛行。但根据目前的打新规则，中签后才兑付，额外“抽血”现象已经不存在。

　　在投机炒作思维模式下，新股发行常态化也确实会损害部分投机者利益。“随着换手率将降低，以交易手续费为主要盈利手段的中介机构利益会受损;一些上市公司将回归正常市盈率，‘庄家’无法再随意抬高股价实现投机等等。”望华资本创始人戚克栴说。

　　“很多投机机构等希望股价能一直保持30%或更高的增长，哪怕短期行情只是正常回调几个百分点，他们就会觉得不满。”戚克栴说，其实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往往对中小投资者是不利的，投机者需要为短期下跌找到情绪出口，而新股发行提速是明显的靶标。

　　推进制度改革促市场平稳健康

　　股市行情下跌，投资者不论大小，大部分都面临资金缩水、利益受损等情形。这一方面是股市依市场规律而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有关。除了新股发行常态化之外，还要加快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股市投融资相关问题。

　　“新股发行常态化是资本市场应该追求的方向，但目前中国股市还有很多制度不够完善，投资者还没有完全形成价值投资逻辑，这种情况下，新股发行的常态化需要配套政策支持，打造资本市场的良好环境。”杨德龙说。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机构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健全优胜劣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市场上炒壳等乱象，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A股中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资本市场内幕交易、利益输送、财务造假等恶性事件的出现，与上市公司进入和退出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密切相关。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说：“通过完善制度、加大打击力度，打消大股东上市‘圈钱’的念头，让新股上市给市场带来真正的红利。”

　　上市公司再融资门槛较低、规模较大，再融资后续的解禁减持，以及伴生的违法现象等，也让市场担心。数据显示，2016年，A股市场整体募集资金(IPO、再融资合计)为18355亿元，再融资额度达历年新高。据记者了解，目前监管层正在研究再融资相关政策。

　　2017年中国股市十大预言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内部加速调整、外部变数增多的特殊环境，保持定力、稳中求进，不仅是国家整体改革发展的基调，也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基调。

　　在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等构成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关键领域改革将实现新的突破，资本市场功能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打开。“十大预言研究组”组织内外研究力量，综合分析影响2017年中国股市运行的众多因素，兼顾稳定性、超前性和波动性，做出如下预言：

　　预言一，2017年GDP增速预计为6.6%左右，CPI上涨幅度预计为2.5%左右。

　　2016年中国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为6.7%，较2015年的6.9%有所下降。一部分专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切换面临较大困难，2017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减，GDP增长率可能继续下降。

　　我们认为，“适度扩大总需求”并不是刻意刺激，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升级的基本逻辑，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投资拉动将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在2017年，能源、土地、人口、投资、金融等改革红利将进一步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将逐步显现，经济增长动能将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2017年GDP仍可按照6.5%至7%的增长区间来考虑，实际增长6.6%是大概率事件。正如2016年5月9日“权威人士”通过《人民日报》所说，“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可控制在3%以下，实际涨幅预计在2.5%左右。

　　预言二，2017年M2增速为12%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增量预计为18万亿元左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基于这个总要求，预计2017年新增信贷规模将保持在12万亿元左右，M2同比增长12%左右，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预计为18万亿元左右。

　　此外，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维稳流动性的工具仍将倚重“MLF+逆回购”的组合，降准作为补充流动性的辅助手段仍有可能使用，利率调整则要看通胀水平及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总体看，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要求，决定了2017年货币政策环境仍将处于比较适宜状态。

　　预言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6.7至7.2区间波动。

　　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较大，但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几乎走平。这说明人民币贬值主要是美元走强的被动结果。美元指数从年初的99到年末的103，水平值只上涨了4%，但人民币却贬值7%。可见人民币贬值并非完全基于美元指数绝对值变动，而是只要美元波动就出现贬值。为此，2017年要高度关注美元波动情况，采取必要的稳定措施。

　　我们认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美元波动对人民币的下拉作用会趋弱，市场预期会趋于平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期可能触及7.2，但在7附近企稳是大概率事件。

　　虽然中美贸易面临重新平衡，但双边继续合作是大方向，也将是最终结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是必然的，人民币不存在中长期持续贬值的基础。

　　美联储虽然声称2017年将加息三次，但考虑到其实际债务负担，其加息不会超过两次，甚至可能仅加一次。美国加息对人民币构成的贬值压力总体可控。即便如此，加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仍十分迫切。

　　预计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6.7至7.2之间波动，人民币对欧元、日元、英镑继续保持相对强势。

　　预言四，上证综指预计在3000点一线至4100点一线区间运行，不排除向上突破4100点并继续拓展空间。

　　2016年，中国股市整体上处于自我修复和休养生息阶段，证监会以“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引领中长期预期，过度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各市场主体特别是大型主体的信誉底线得到提升。这为股市稳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机制性基础。

　　2016年前三季度，65%以上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实现增长，这是行情稳定运行的业绩基础。上证综指长达一年时间在3000点一线波动运行，积累了厚实的势能。随着各项改革特别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股票这一权益类投资品将重新获得比较优势，增量资金入市规模将加大。

　　在宏观经济稳定和上市公司业绩水平稳定上升、预期转好的基础上，沪深两市行情将向上拓展。预计上证指数3000点一线将成为中期底部，2017年上证指数有望上升至4100点一线，不排除向上突破4100点并继续拓展空间。

　　预言五，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成为市场普遍认可的投资题材，利润指标是重要约束条件。

　　按照中央部署，2017年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目标是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混改将为已上市公司创造资产重组的历史性机会：一是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更大比例的非国有资本;二是非国有控股的中小上市公司并入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三是不同类型上市公司实施产业链、利润链整合，提升资产效能;四是剥离相对低效的资产板块和产业板块，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升治理水平，打开利润增长空间，是混改的必然结果。投资者选择预期较好的混改上市公司，将成为2017年及以后时期的一个潮流。监管者要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对借机恶意炒作者及时发现、依法处理。普通投资者也要保持警惕，要尊重上市公司基本面。

　　预言六，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房产持有税方案可望成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老百姓的心底话来指点楼市，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为2017年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定下了基调。我们预计，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将出台包括土地供应、保障房廉租房配给、开发规划、城市布局、金融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政策组合，降低热点地区的聚集效应，稳定公众中长期预期。2017年，在强有力政策组合下，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将得到遏制。

　　房产持有税是调整房产持有者和租赁者行为、调节市场供需矛盾的重要工具，应当择机推出。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差异较大，我们建议在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先推行房产持有税制度。目前，对于房产持有税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这是一道必须迈过的坎，预计2017年房产持有税立法工作将取得重大进展，税制方案将成型。而推出时机需要慎重把握。

　　预言七，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征求意见，按家庭征收是大方向。

　　2016年10月21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

　　目前，主流意见涉及三个方面的调整：1.进一步优化个税税率结构，调低部分档次的税率;2.按家庭征收;3.科学设定抵扣项目。如果个税按家庭征收，并且将育儿、教育、首套房购置、赡养老人等家庭支出逐步纳入抵扣，将是重大利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2016年12月26日表示，已形成“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建议”。2017年将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修订税收征管法，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推动现金交易的规范管理等社会综合配套条件的逐步完善，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预计，个税改革方案有望在2017年公开征求意见，进入加快落地阶段。

　　预言八，股市互联互通将有新进展，与欧洲交易所合作优先。

　　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此前的9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更新了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机制的政策版本。

　　2016年11月11日公布的第八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提及，双方欢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关于“沪伦通”联合可行性研究取得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双方同意将在下一步开展相关操作性制度和安排的研究与准备。12月2日，证监会方面表示，“要着力推进与欧洲各个市场之间的共同发展”“沪伦通议题的可行性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至今，由上交所、中金所与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共同设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已开业一年多，主要产品为ETF和债券。该所打算吸引中国优质企业前往发行上市，如果准备充分，2017年可望取得突破。

　　虽然沪伦通面临两地时差、汇率制度、英国脱欧等因素的影响，比沪港通、深港通的操作更复杂一些，但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和法律障碍。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推出沪伦通的进程可以适当快一点。

　　预言九，机构投资者“道德约束”走向体制化，有望全面推行诚信档案制度。

　　尽管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特别是银行体系总体抗风险能力较强，但2016年初发生的股市汇市动荡，仍反映出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既是经营实体，又是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提供者，这些机构的规范合法运营、责任义务担当是确保金融稳定的基础。2016年，个别保险公司滥用上市公司举牌机制，个别期货公司过度使用杠杆资金，个别证券公司在一二级市场违规操作，部分私募基金变相套用商业银行资金，一些未持牌公司借用持牌金融公司通道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积累了较大风险。

　　监管层已经形成共识：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基础上，还要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和完善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风险防范、社会责任担当的制度建设。2017年，有望加快建立金融机构信用档案制度，实现全覆盖，将社会责任、诚信约束与机构日常监管结合起来。

　　预言十，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加快改革，组建金融管理委员会呼声渐高。

　　目前，我国金融混业、跨业经营的情形日益普遍，形成了一些靠分业监管不能触及和覆盖的领域，存在监管真空。完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非常迫切，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金融管理委员会”非常迫切。

　　早在2015年10月份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就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2016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

　　2017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望获得新进展。一行三会职能有望进一步归并，消除监管盲区和冲突点，监管的协同性、联动性将得到加强。组建金融管理委员会的呼声渐高。需要说明的是，组建金融管理委员会并非简单替代一行三会，而是完善有统有分、统分相济的金融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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