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滨・我・《白毛女》]白毛女

　　能认识王滨导演使我非常荣幸，他是我一生道路的引路人。可以说，没有王滨同志就没有我的电影事业。遗憾的是我们相识的太晚、太短。在我的心目中，他可亲可交，人很好，是一位德艺都挺高的老前辈。
　　Y与王滨导演相识时，我才22岁。那是在1949年底或1950年初，通知让我去北池子甲34号，见几位导演、摄影、化装等创作人员，有水华、吴蔚云、钱江、汪洋等几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汪洋说：“可能是选喜儿”（电影《白毛女》的女主人公）。到了以后，他们一边问我话，一边围着我转，仔细地审视我的各种角度。此后，又叫我去北影试装，还照了我的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的照片。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报，通知我电影《白毛女》的主角已定，由我扮演，并要我尽快赶赴东影（长影前身）。到长春后，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王滨导演，这是我们相识的第一面。他是个山东人，当时很严肃。我虽因被选上演喜儿而感到荣幸，同时，又因不懂电影和他的严肃而感到恐惧。所以，我很认真听他讲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怎么定的你？”我胆怯地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说：“有人主张不用你，认为你的脸上棱角少，可拍的角度少。我从众多的人选中，留下你们两人，几晚彻夜不眠，反反复复地看着你们的照片，你的卡麦拉非斯确实不好，而那位演员的卡麦拉非斯比你好。那么，我是要卡麦拉非斯呢，还是喜儿？但不管怎样，你身上有乡土气息，这跟我们想象的喜儿差不多。”从这一次谈话中，我才学到了卡麦拉非斯这个词，而且，我的卡麦拉非斯不好！就连当时任东影厂长的摄影家吴印咸，因很重视卡麦拉非斯就不同意选我饰喜儿，以至后来在拍摄现场还时不时地让大家停下来，对我说：“我要好好找你的卡麦拉非斯！”而扮演黄世仁的陈强对我说：“小田华，你知道吗？我投了你一票！”当时，我虽已22岁， 已经结婚，但未生孩子，身体纤细，满脸就是一对大眼睛，因而别人总认为我才十七八岁。我出身在河北农村，正好与《白毛女》的传说《白毛仙姑》是同一个地区；又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工作、生活在华北地区，成长在根据地；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农民形象，身上有一股乡土气息，大概这些都是导演反复考虑的方方面面。王滨导演对我特别好。他说，你这是第一次上电影，你跟我们（主创人员）一起分镜头、研究剧本，你什么都不用想，也不用发言。开始，我还不大理解导演的意图，每一次都那么傻乎乎地听着：哪个地方是中景，哪个地方用全景，什么地方要特写……听着听着，也逐渐地明白了，毕竟我已在舞台上演过十年戏了。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提供一切条件，让我尽快熟悉电影的蒙太奇，戏与戏的衔接，懂得电影是如何分场景及拍摄特点；同时，熟悉剧情，对喜儿的身世和经历，就像对自己的历史一样了如指掌，以此解决舞台演员不适应电影表演的问题。实际上，是让我通过听，了解《白毛女》形象化了的剧本，给我个人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案头工作机会。所以我称之谓“电影速成班”。这算第一步。
　　第二步，给我增加营养。导演看我身体瘦弱，有些憔悴，就说，喜儿虽然生在农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但身体结实，气色很好，你太单薄了，就给我订了半磅牛奶。可我又不爱喝牛奶，于是让我这个第一次上电影的小演员住进了小白楼。要知道住进小白楼的都是大人物啊！（小白楼座落在长影厂中最边远处，为主创人员创作期间的住处，环境安静，伙食较好）。
　　第三步，他叫我整天跟着在剧中扮演我父亲的演员张守维，我就像个小驴驹子似的天天跟着他。张守维是黑龙江话剧团演员，他到厂比我早，当时，东影的译制片搞的特别活跃，张守维经常带着我去各放映间看片子。那时，几个摄制组正在拍摄《赵一曼》《钢铁战士》等影片，我初步感受到了电影现场拍摄的气氛，并观察到了一些工作特点；又到各业务车间，像录音、化装、道具车间等参观，使我开阔了眼界，全面地了解到电影生产各部门的工作。但更重要的，通过这个过程，要我把张守维当成自己的父亲，这是王滨导演这一决定的真实意义――让我生活在活生生的角色中。
　　第四步，让我体验生活。到外景地平山县后，王滨导演对我说：“别看你生长在农村，但还是要体验生活。”于是大伙儿根据喜儿这个角色，为我找了几个农村姑娘。其中有一个叫凤藻的姑娘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把她的名字写在分镜头剧本的空白处。她家里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拿她当男人使唤。下地拔萝卜，人家一拔就一个，我一下却拔不出来；装满一口袋，人家扛起来就走，我就不行了。别看我生长在农村，由于参加工作早，只干过抬水、推碾子之类的轻活。所以，这次有意识地体验在地里劳动时的感受，观察凤藻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亲人关系，逐渐唤起了我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把握那种特定的感觉。这一次深入生活，加上拍摄期间住在老乡家里，又拍割谷子等场面，都使我比较顺利地贴近了人物。王滨导演告诉我：“生活是无止境的！”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第五步，在人物造型上，王滨导演告诉我，演员的气质无疑要与角色的气质相吻合，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吻和了还要找差距。而我对电影还全然不懂，包括在镜头前面如何表演。他让我懂得了远景、近景、特写等镜头的特点，并告诉我，镜头就是观众，在镜头前面塑造人物，要比舞台上更加生活化。演员既要有镜头感，又要没有镜头感。因此，站在镜头前，就不能老想着我田华；适应了，就不做作了。这些都对我以后的表演有着很大的启发。
　　从王滨导演这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导演能造就出一个好演员；而一个演员绝对不能造就出一个导演。能否遇上一个好导演，对于一个演员，尤其是处于启蒙期的青年演员来说，有着至关重要作用。我非常幸运，能在拍第一部片子时，遇上了这样一位好导演，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白毛女》摄制组无论主创人员，还是演员阵容，实力都很强大。导演王滨是内行，熟悉电影业务，懂得蒙太奇，主管分镜头和最后剪接；同期录音，三个同步，绝对是他的强项……联合导演水华，虽是首次拍片，但在延安鲁艺就是表演课教师，分工为执行导演。他排戏很细致，善于启发诱导和处理演员的表演，使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两位导演各有所长，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王滨，我的老师，我的引路人。可惜，他身体不好，没能拍出更多的片子。他走得早，以至后来也很少提到他。但是《白毛女》足以代表他，少而精；别看这一部，它却演遍全世界。在国内，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它仍然是一部成熟而又成功的作品。最初放映时，在农村反响特别强烈。由于我国是农业国，当时在农村正值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影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51年的《大众电影》第26期，刊登了《白毛女》专辑，其中充分肯定了此片有力地推动了正在深入进行的火热的土改斗争。在国际上，1951年我国有几部片子参加了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第六届电影节，《白毛女》被认为是改编成功的、政治上有重大教育意义、艺术上很有成就的作品，荣获了特别荣誉奖。我去前苏联看到喜儿说着俄语；去日本，看到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世界各地，一听到《北风吹》（歌曲），人们就知道是《白毛女》。日本电影界的朋友，如德间康快先生就对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最早打入日本的，就是《白毛女》。”1982年在意大利，许多外国同行看了回顾展的影片，都认为《白毛女》是新中国民族电影的典型。印度友人也多次提到《白毛女》对也是农业国的他们起到的作用。
　　王滨是个好老头，好导演。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不张狂，凡是出头露面的事，他就退后了。在《白毛女》之后，我又到长影拍《花好月圆》《党的女儿》等影片，有机会见到王滨老师，他对我特别关心，说：“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有事就找我谈心。”他话不多，点到为止。他在艺术创作上很能煽动人。他既有老同志的品格，又有山东老区人的憨厚；他脾气火爆，生气时骂骂咧咧的，还歪着个头。但他不耍心眼儿，表里一致明镜儿似的。所以，他是个可信、可交的人，我们是忘年交。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一年四季都背着一个旧军用水壶，我们都以为里边装的水。有一次拍完外景，我想洗洗手，向他要点水，他就是不给，我们很奇怪。后来，看他坐在山头上，喝上一小口，嘴里咝一下，才知道是酒。为此我还说过他：“要少喝酒！”他说：“小孩子，你不懂，别管！”
　　1950年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开创阶段的一个黄金年，出了不少好片子。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很单纯，就是一心一意地、兢兢业业地搞事业，拍我们自己的人民电影。长影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王滨就是这个摇篮的摇动人，我觉得他是我们电影行列中老少皆应学习的楷模。现在纪念他，对社会也是无价之宝，是一份宝贵财富。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的，所谓“穷则思变，不失志；富而思源，不忘穷。”不能因为电影事业的发展而忘记老前辈，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发展就是这么走过来的！